该书编者傅恩龄，字锡永，1898年生，河北顺义人。1917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18年自费赴日本留学，1927年获日本庆应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同年回国，任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主任、南开大学校长室秘书。

关于该书的编写初衷，与时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先生有着直接的联系。

1927年8月，张伯苓在主持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之后，从上海乘轮船到东北考察，他耳闻目睹，深刻感受到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他说：“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认为“国人欲愿与之（日本）抗衡，必先明了其经营之内幕不可。”11月14日，在张伯苓的亲自筹划下，满蒙研究会（后更名为东北研究会）在南开中学礼堂成立，以傅恩龄为主任，意在“专事收集关于满蒙问题之材料，而用科学的方法，以解决中国之问题。”

1928年4月，张伯苓由傅恩龄陪同，亲自去东北地区的大连、奉天（今沈阳）、海龙、安东（今丹东）、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进行调查，访问了东省铁路局经济调查局、《经济月刊》编辑部等部门，并与各方面人士举行座谈，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认为建设东北当务之急，一修筑铁路，一奖励移民。5月7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国耻纪念会上，张伯苓作了题为《东北归来对旅途情形及东北现状的感想》的讲演。

1928年夏，张伯苓派萧叔玉、蒋廷黻、杨石先、张仲述、李继侗、傅恩龄等去东北考察，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南开中学东北地理教本》就是在这一基础上完成的。

该书分为上下册，包括地理、行政、交通、富源、工业、商业、辽东半岛日本租借地、中东铁路公司与南满铁路公司、东北与国际之关系、东北问题之解决方策等十五章。同时，将东北研究会工作及计划、国内外研究东北各机构概况作为附录。

该书的印行，与日本公开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几乎同时，因此，此书虽为地理教科书，实为一部民族危机、国难当头之时的忧患之书。在这本教科书中，编者并非专门介绍东北地理，而是随时将爱国精神、忧愤情怀融会于字里行间。如在谈及东北地理之形势时指出：“美哉山河，我国人民之所寄托，尤当保持勿失者也。”又说，东北“境内有最大之山岳，最大之川流，最大之平原，最良之海港，凡矿产、林产、农产、畜产、水产，无一不备，苟保守而利用之，即此一隅足以自豪矣，而况别拥四百余州之疆土乎？”编者有感于东北屡遭列强争夺、他人环伺的危险情景，及时提醒国人：“强邻侵蚀之结果，血痕斑斑，几无完肤”，“倘国人急起直追，力图挽救，或迅速殖民，或开荒垦殖，危亡之局势，庶可挽回；否则甘作俎肉，任人宰割，三百余万方里之沃土，行将沦于虎狼之口矣。”

该书的最后部分是关于东北问题的解决对策，编者在分析了东北问题的根源以及消极和积极的解决方案之后，告诫国人：“东北之权益，既由吾人失之，故东北所失权益之规复，其责任亦当由吾人负之。简言之，东北问题之解决，在于吾人者多，而在于他人者寡。中国建设成功之日，恐即东北问题完全解决之时也。”

该书并非普通的东北地理教科书，而是充满忧患意识、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警示之作。对于在南开中学普及东北地理历史知识，提高国人的忧患意识，培养民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具有重要的作用。

据悉，该书将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