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84年，南开学校于抗战爆发前夕编印的大、中、女、小四学部通用教材《东北地理教本》被重新发现。南开大学和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责成南开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该书，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8月31日，重印版——《八十四年前的东北地理教本》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光明日报社举行。

此次活动由光明日报社、南开大学及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共同主办。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光明日报社总编辑何东平，全国政协常委、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张伯苓先生嫡孙张元龙，中国社科院《抗日战争研究》原主编荣维木，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员柳茂坤，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刘宋斌，中国社科院党校副校长夏春涛，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历史教研室副主任王学斌，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经济学院院长梁琪，历史学院教授侯杰，张伯苓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秘书长罗世龙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会议由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沈卫星主持。南开大学发展办、校友办，南开大学出版社等部门及单位负责人一同参加。

《东北地理教本》由时任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教授傅恩龄等有识之士带头成立的东北研究会在大量扎实调查研究基础上组织编写完成，是一部充满忧患意识、表现出强烈爱国主义思想的警世之作，被认为是1937年日军轰炸南开学校的原因之一。

原版教本印行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秋，与“九一八事变”几乎同时。该书编者傅恩龄，字锡永，1898年生，河北顺义人。1927年起任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主任、校长室秘书。1938年起任南开大学教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该书在抗战期间几经转运，得以幸存。今年7月，南开大学图书馆在搬迁新校区的过程发现了这本珍贵的原版教材，校方当即决定重印此书。

重印版——《八十四年前的东北地理教本》分为上下册，包括地理、行政、交通、富源、工业、商业、辽东半岛日本租借地、中东铁路公司与南满铁路公司、东北与国际之关系、东北问题之解决方策等15章。同时将东北研究会工作及计划、国内外研究东北各机构概况作为附录。该书广泛涉及地缘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地理等诸多方面，分析了当时东北问题的根源及解决方案。

龚克表示，重印《东北地理教本》是南开的责任，是教育的责任。它保存和揭示了历史，是了解抗战前夕中国东北历史环境的范本。“中国的现代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为救国、兴国而办的，我们有责任传承和弘扬这份爱国传统。南开的爱国不是说教和口号，而是渗透到课程教育的方方面面。像张伯苓这样的校长、像傅恩龄这样的老师、像《东北地理教本》这样的教材都是我们当今教育要向当年教育学习的地方。”

何东平认为，该书率先系统地揭露了日本侵略东北的也行，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情报价值。无疑是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历程与意义的重要史料。

张元龙认为，《东北地理教本》不仅仅是一本教材，除了它自身的教育意义、学术意义以外，还充分显示了其特有的社会意义、舆论意义，尤其是在当时国际背景下、中日关系中的政治意义。

张元龙在《再版序》中写到，《东北地理教本》专辟一章详细论述“东北与国际之关系”，还直接把东北问题当作国际问题，甚至准确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教本指出：“东北不幸，国家不幸，竟成为国际间之问题，且有人还称为‘东洋巴尔干’，并曰：‘东北日人俄人与华人之势力，失其均衡之时，恐即第二世界战争开始之时。’”1939年二战爆发，1941年日本迫不及待地偷袭珍珠港，固然有太平洋战略的考虑，但也一定与日本对美国在中国东北处处对其制约的记恨有关。由此可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反抗法西斯侵略国家，中国本土是亚洲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容忽视和低估的。

首发式上，专家学者就《东北地理教本》的历史价值与现实启示展开研讨。

夏春涛指出，该书不仅停留在介绍东北当时的情况，更不乏解决东北问题、中国问题的真知灼见。例如，谈到中外经济合作，编者认为“不平等条约未经取消之国家，绝对不应与其合办各种事业，在于个人或有微利，但在国家则有大损故也”；关于移民问题，编者主张‘促进移民’，列举了六条理由。从主旨上讲，该书已经超越了普通教科书的范畴，更接近今天的蓝皮书。

刘宋斌认为，这本教材的编写，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他认为，这本教材在当时所起的作用，无异于投向侵略者的一把匕首。他强调，为编写这一教本，从1927年到1929年间，在张伯苓的带领或组织下，南开师生在东北至少进行了4次大规模实地考察。“教本能在民族危亡之际编写出来，与南开大学开创者们的实践教学传统和踏实做研究的学术精神密不可分。”他说。

王学斌指出，当时的东北研究会，汇集了许多当时中国最顶尖的专家，如蒋廷黻主攻外交史与国际关系，何廉擅长中国工农业经济问题，还有方显廷、萧公权、张彭春等有识之士。因此教本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南开大学集体学术智慧的结晶。正是这编写教本的契机，使不少学者从此将东北问题作为毕生关注的重点。如蒋廷黻发表的长达数万字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文，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

该书的编写与南开大学老校长张伯苓有直接联系。1927年8月，张伯苓曾到东北考察，深感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进与野心”，思想上受到很大震动，感慨“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同年11月，在张伯苓筹划下，“满蒙研究会”(后更名为“东北研究会”)成立，意在“收集关于满蒙问题之材料，而用科学的方法，以解决中国之问题”。

1928年4月，张伯苓由傅恩龄陪同，前往大连、奉天(今沈阳)、海龙、安东(今丹东)、长春、吉林、哈尔滨等地进行调查，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5月7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国耻纪念会上，张伯苓作了题为《东北归来对旅途情形及东北现状的感想》的讲演。1928年夏，张伯苓派萧叔玉、蒋廷黻、杨石先、张仲述、李继侗、傅恩龄等去东北考察，搜集整理相关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东北地理教本》在此基础上得以完成。

著名历史学家何炳棣曾在1980年撰写的《世界近现代史上笃笃实实最爱国的学校》一文中高度评价了这部教本：“这部《东北地理教本》，南满铁路的统计资料是国际驰名的。这部南开独有的讲义，无论从质从量的水准看都是胜于当时国内外所有地理教材中有关东北资源的部分。”

“试想：世界上有哪个中学能在严重国难爆发三个月之内即能编印完成一部像《东北地理教本》这样最关宏旨最切时需要的爱国教材呢。”何炳棣这样写道。

文章来源：南开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