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民族是一个富于艺术气质的民族。他们有虹吸鲸饮世界艺术成果的雄心，同样他们有一种“传统便是迷恋他乡”的不故步自封的胸襟。艺术家们把自己的关怀及于世界上任何足以激发艺术灵感的地方，无论是非洲的、中东的、远东的人类文化遗迹和现状，他们都投以巨大的热情。法比尤斯先生告诉我们：“应该有能力倾听艺术家要表达的，善于接受他的信息，从而开启静思或梦想的旅程。”

艺术永远是创作主体（艺术家）和鉴赏者共同所造就。巴尔扎克有云，天下之美，莫过于奔驰的骏马、翩翩起舞的美女和海上饱满的风帆。《十二珍品阁》正是扬起的一叶风帆。

法比尤斯固然注视美术史上第一流的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为我们所耳熟能详，但该书却能提供我们所不知的他们创造作品的令人神往的过程，其执着有着虔诚的教徒精神。另一些不大为艺术史家注目的如勒南（Louis ou Antoine Le Nain）的《铁匠铺》在法比尤斯的书中列入第一章《百姓》中对其论述，并将荷兰伟大的被达利列为世界第一位的画家维梅尔相提并论。勒南和维梅尔一样，人物神态自若，对清贫与劳苦安之若素，而所给予观众的心灵的震动将远远超过其他居高临下描写劳苦大众的作品。

我第一次读到如此详尽地描述莫奈（Claude Monet）所作的《鲁昂大教堂》组画。画家蜷曲于一间小可盈丈的女装店裁缝试衣间的屏风后寂然凝虑，莫奈眼中，无论春温秋肃、朝晖夕阴，那教堂在行走：迎着光，那教堂的庄严宛若是神的雕像。当画家使静止的教堂有了灵魂的时候，我们的感动也走向了信仰，这就是《十二珍品阁》足以迷人的叙事手段。

法比尤斯先生对马蒂斯和毕加索的剖析，几乎改变了我自年轻时以至十年前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感，作为东方的艺术家，我曾坚信自后印象主义之后，在艺术上便是斯宾格勒所谓的西方的没落，然而当我从《十二珍品阁》中知道马蒂斯在自禁中如同苦行僧一般地追求圆满，他的艺术如何从弃旧图新、如何与东方邂逅，将故乡和他乡融为一体的全部故事后，我对他肃然起敬。而毕加索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创作的真正含义，法比尤斯告诉我们，他虽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画家，但更关心的是个人的痛苦和幸福，这才可能使他发自内心地从事政治。文章有如此一段：一位德国军官给他看一张《格尔尼卡》油画明信片问他：“这是您画的吗？”而毕加索回答：“不，是您画的。”战争的摧毁、屠杀和恐怖是《格尔尼卡》动人心魄的主题，造就这一切的只有法西斯。有了这段对话，将我对毕加索的一切疑窦、偏见烟消云散。

《十二珍品阁》为我们展示了历史、社会、生活、人生、时尚恒变不居，这其中包括不可扼制的社会运动和人们心态的或急剧或缓慢的变化。艺术家往往是敏于事的风气之先的体悟者和表现者。在此，法比尤斯将政治与艺术的相互推波助澜描绘得合情合理。艺术对政治的影响是无可置疑的。雅克·路易·大卫的《1789年6月20日网球场誓言》预示着激烈的历史风暴。城市的发展和人情的隔膜并行不悖，宛若历史的进程往往是悲喜剧的孪生。和政治联系最为直接而谐谑的漫画丁丁，几乎成了法兰西性格而为伟大的戴高乐将军激赏，这是世界漫画和连环画的奇迹。法比尤斯先生岂止是艺术史家，简直是政治学的令人心服口服的大师。

我们知道，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墨西哥还有两位伟大的政治画家：倾向列宁第三国际的西盖罗斯和倾向筹组第四国际的托洛茨基之挚友列维拉，我把他们列为二十世纪反战、反法西斯的奇杰。

雨果有云：“比大海更辽阔的是苍天，比苍天更辽阔的是心灵。”法比尤斯同情一切为艺术而献身的艺术家，他们的疯癫（如为伏尔泰作像的拉图尔）、或者自裁（如法国的德·斯丹勒和美国的罗斯科Rothko），他们的生命消亡与艺术永存，并载史帙。

这本书中的神来之笔和辉煌的结束，是法比尤斯和皮埃尔·苏拉热（Pierre Soulage）的友谊，因为这友谊引出了艺术家最根本的创作动机：“这是因为。”当人们想从苏拉热口中获悉为什么他选用黑色创作的奥妙时，苏拉热这一句话大有禅宗妙悟者不在多言的意味，解决了很多艺术评论家的絮叨。

尽管我暂时还做不到苏拉热所希望每一位观众所应做到的与他一道苦行，在黑色中看到光线的印记。我想法比尤斯先生是能做到的，这其中包含了对画家的深刻的了解和友情：苏拉热这位面貌不凡、身材魁梧而又温良典雅的文人，经常与法比尤斯晤谈，正所谓：“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这样的古典东方文人的友谊，于今中国已属罕见。

《十二珍品阁》不胜忧思的是人类的当下和未来，当英、美的画家们起哄架秧式、浊浪排空般地将破旧的机器、粪便、动物残肢或巨大的塑料假花倾泻向全球时，人们唯一的选择是：辨识芳草香花与罂粟之果之间质的区别，以更积极的态度弘扬艺术的多样化。

“未来并非来自畏惧和忍受，而是来自创造。”这是法比尤斯先生全书的灵魂所在。

文章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