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给他自己在天津的住所取名“饮冰室”，其典故出自《庄子·人间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中华民国建立之后，国内的局势错综复杂，身处各种政治漩涡中的梁启超希望有一个地方让他“冷静”一下。但两次入阁、亲身参与护国运动，甚至远赴巴黎参加和平会议，救国救世的使命让他难以真正冷眼看世界，而总是“热烈”地投入。因为梁启超颇为欣赏当时新生的南开学校，也与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严修和张伯苓先生过从甚密。甚至想与南开大学合作创立文化研究院，(关于“文化研究院”，梁启超等人以及《南开周刊》有不同的称呼，本文中不同的表述保留了差异，没有强行统一)这其中的婉转曲折值得我们去追寻一番。

北京植物园梁启超墓

作者（右2）与陈少明、李兰芬、徐渊、陈岘教授参观天津梁启超故居饮冰室

1915年，梁启超移居天津，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因为北京访客太多，难以静下心来思考和写作，但从梁启超随后的行迹和发表的文章而言，他并不是真的要躲避世事，无论是袁世凯的复辟图谋还是随后的北洋政府时期，梁启超不仅亲自到云南、广西参加护国运动，而且在袁世凯倒台后，出任财政总长。因为在1913年有过短暂的司法总长经历，他的这个决定堪称又一次的“政治冒险”。严重的财政困境让这位财政部长寸步难行，难有作为，在1917年11月随段政府的集体辞职而再次黯然出局。由此，他似乎厌弃了政治，而热心于以文化事业来拯救国家。

1898年光绪接见康有为、梁启超的颐和园仁寿殿

随着欧战结束，梁启超在1918年又有欧游的计划，他想知道一个曾经热情讴歌过的文明为什么会爆发如此惨烈的自我残杀。这一计划得到了徐世昌的支持，其团体成员包括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梁启超说：“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场，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引自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63页）参加巴黎和会的目的一是反思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二是向世界表达中国人渴求被平等对待的诉求。

梁启超的欧游班底，是一批与梁志同道合的学者，他们不断组织夹带学术和政治目标的团体。1919年9月，由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等人所成立的“新学会”所创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出版，旨在体现梁启超等人退出政治，以文化和价值培植改造国民，促进政治稳定的目的。

欧洲之行持续的时间很长，到1920年初，梁启超才由法国回国，因所游历的国家甚多，故而体会亦很深，念头迭出的梁启超开启了一系列计划，聚焦于文化和商业，其中包括办大学、编辑杂志。他的想法在途经上海时在中国公学的演说中得到比较明确的表达。他说，受一战惨况的刺激，对西方的文化精神表示质疑，并认为中国人的互助精神要高过西方的竞争主义。因此，中国的国民性只要摆脱个体和家庭的范围，依然是十分值得尊重的。“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自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梁任公在中国公学演说》，见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8-580页）虽然说法每每前后不同，但都能引发大众的强烈关注。

康有为和梁启超从维新运动开始的行动方式，基本都是学术、政治和经济多管齐下。这次也不例外，他们接收中国公学。在学术方面，组织共学社，成立讲学社，并将由张东荪主持的《解放与改造》杂志改名为《改造》杂志。（见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81页）

梁启超接收中国公学，是他整体文化版图的一部分，希望通过讲学来赢得拥护者。核心区域是京津（南开大学和清华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和南京（东南大学）。他1920年代的几部影响巨大的著作，均是在这些学校讲学的教案，包括作为中华文化史之一部分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先秦政治思想史》（东南大学）等。

盟友们也有反对梁启超天马行空的想法的，比如，当时最重要的追随者张君劢认为与其办大学，不如在已有的大学里谋教职，可以收获同样的效果。但这种意见似乎没有被梁启超接受。

1915年，刚迁居天津的梁启超就与南开校长张伯苓有了接触。1915年1月20日，严修致信张伯苓，向其介绍梁启超。1月30日梁启超与张伯苓在北京北海醒春居相聚，谈到三点钟才散。（梁吉生等编著：《张伯苓年谱新编》，2026年，第128页）看来双方谈得很融洽。

张伯苓（右）和严修赴美考察期间的合影

这或许只是严修安排的一次礼节性拜访，梁启超年谱里面并没有记录此次活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梁启超与南开的相关活动记录并不多，正式的讲演要到两年后的1917年。梁启超受张伯苓校长邀请到南开演讲。他在讲演中盛赞南开的办学模式，并指出以西方为模板的教育体系传入之后，在中国并没有取得好的效果，而南开则是例外。他还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多来南开参观。梁启超这话还真不是虚言，他的孩子中，有几个后来就求学于南开。比如梁思达、梁思宁和梁思礼，都在南开系列学校求学。梁启超的亲弟弟、著名荀子研究专家梁启雄也毕业于南开大学。

1917年之后，梁启超和张伯苓有很多其他活动上的交集，比如梁启超请蒋百里主持共学社，特别是设立讲学社，邀请严修和张伯苓作为“董事”。讲学社的发起直接缘由或是因为要邀请罗素来华讲演，在1920年9月5号梁启超给张东荪的信中说要组织一个永久的团体，名为“讲学社”，专门邀请世界学术名流来中国讲演。这个组织的董事包括蔡元培、蒋梦麟，当时的清华校长金仲蕃，以及张伯苓。并还想邀约严修。讲学社邀请了罗素、杜威、泰戈尔等世界学术巨擘来华讲演，引起巨大反响，推动了现代中国思想的发展。而这些人也大多来南开做过讲座。

在随后数年的南开重要典礼等仪式性活动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梁启超的身影。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凭借南开学校的基础，迅速成为中国教育界的醒目存在。1921年9月21日，梁启超应邀来南开大学做开学典礼演讲，强调中国需要重视教育。在对国立大学的数量和质量表示失望的同时，夸赞私立的南开大学应该作为中国大学的表率。在讲演的结尾，梁启超说要与南开诸君讨论“整理国故”的问题。《南开周刊》报道说：“梁先生对于国学很有研究，自从去年游欧归来，即认定中国国学在将来世界上占重要的位置，并且说欧西文化还需中国文化去调剂。亟力劝学者去整理国故。所以他将他研究二十年历史的工夫，来作一部《中国文化史》。他在我校讲的是《中国文化史纲》里的第一篇：《中国历史研究法》。”（《梁任公先生在本校大学部开学时之演说》，《南开周刊》第13期第3-5页）

《南开周刊》对梁启超的相关报道（由南开大学档案馆独家提供）

这次开学典礼上名为《大学的责任》的演讲，可以看作梁启超在南开开设《中国历史研究法》的预热，因为记录演讲内容的《南开周刊》13期同时发布了梁启超开课的信息，“每周一、三、五，四时至六时”，为文理商三科学生的必修课，学生修习热情高涨，并有大量的天津市民前来听课。（1921年9月28日，《南开周刊》第13期第13页）

除了重大典礼的致辞和开设专门的课程之外，南开的暑期学校也是梁启超参与较多的教学环节。因为社会活动众多，尤其经常要去全国各地讲演，梁启超在南开的正式课程经常请假，而暑期学校是在短时间内集中授课，加上酬劳丰厚，故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名师受邀来担任南开暑期学校的老师。1922年南开的暑期学校名师云集，包括梁启超、胡适、陶孟和等当时的名流。据《张伯苓年谱新编》记载，胡适讲课共六天，讲学费100元，旅费12元，在当时应该是很高的报酬了。梁启超除了在暑期班讲课外，还在开学后有其他的课程，他在1922年9月26日给梁思顺的信中说：“今晨归，即往南开讲演，顷每来复在南开讲六点钟，连日睡不足，疲乏极矣。”（张品兴编：《梁启超家书》，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第297页）而此前一天，梁启超还主持了日本福田博士在南开大学大礼堂的讲演。

1923年6月24日的《大公报》报道了南开大学暑期学校的状况，依然是名师云集，其中梁启超继续加盟，开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徐志摩讲授近代英国文学；陶孟和开设教育社会学、社会学；张彭春则聚焦于教育实践的内容，讲授中学课程改造问题。这年的暑期学校学生中，还有邓颖超等。

1923年6月28日，南开大学首届学生的毕业典礼在八里台秀山堂举行，授予21名毕业学生学士学位，包括文科12人，理科1人，商科8人。但出席毕业典礼的却有三百多人，包括梁启超，严修等。张伯苓是一位善于招募名师的好校长，许多大师的学术事业都是从南开起步的，比如哲学家汤用彤、考古学家李济、历史学家蒋廷黻等。从师资队伍的水准和当时毕业学生的数量来看，南开可谓实行真正的“精英教育”。这是南开大学搬到八里台之后的第一次毕业典礼，梁启超依然是毕业仪式的致辞人，足见他与南开特殊的关系。

1920年代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

与南开合作创办文化研究院的想法是梁启超整体文化布局的一环。1921年11月26日，蒋百里致函梁启超，先是说了中国公学和杂志报纸之困难，并认为人才的缺乏是造成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蒋百里催促梁启超落实与南开共同办学的计划，包括邀约当时声名显赫的梁漱溟加入，以吸引学生。通过收取学费，起码可以先解决张君劢、蒋百里这些梁启超团体成员的生计问题。12月11日舒新城也致信梁启超，认为培育忠诚而有行动力的团队对于落实梁启超整体规划的重要性。他也提出了在各地分头讲学，吸引学子之计划。比如让张君劢、徐志摩在南开讲演；梁启超自己则往南京讲演；张东荪等人在上海办好中国公学及其他杂志，如此鼎足而三，互通声气。

梁启超给他们都回了信，也同意蒋百里等人的说法，认为要在南开打开局面。为此他们四处物色人才。

1921年底，梁启超在给张东荪等人的信中，谈到了张伯苓校长对于梁启超计划的赞同。梁启超信誓旦旦地说：南开事绝无问题。他说张伯苓每次见面都催促他加紧进程，并希望将张君劢这样的年轻才俊招募到南开来任教。在信中梁启超极力称赞张伯苓的办事能力，以及为南开发展所付出的心血。梁启超也提出要总领南开文科的想法，由此可见，张伯苓与梁启超之间已经取得了互信，并商量将南开的文科都交由梁启超负责。但梁启超也顾虑把他的得力人才都聚集到南开之后，其他地方的事业势必会受到影响。

当时南开虽然规模不大，但张伯苓选择人才很有眼光，哲学的汤用彤、历史的蒋廷黻、考古学的李济、经济学的何廉等等，年轻有为。虽然，有些人在南开教书的时间并不长，但都在这里得到了锻炼，日后都成为所属学科的奠基性人物。或许是有见于此，梁启超的雄心很大，他预想几年之后，全国的文科教师都由南开来“供给”。

梁启超还有与张伯苓商定的为南开文科募捐数千元的承诺，因此，他发布了《为南开大学劝捐启》。

梁启超的文化发展计划虽然很明确，但预想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落差。我们从1922年梁启超的年谱中，看到最多的依然是他与张东荪等人对中国公学和时局的讨论，这一年梁启超的主要行程依然是在国内各地讲演，特别是在东南大学讲《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并没有时间来推进文化研究院的工作。由于在全国各地讲演活动过于繁多，梁启超的心脏出现问题，于1923年1月15日回到天津。

梁启超自称到天津要休养恢复，也就在这个时候，他对于文化研究院的设想逐渐成熟。据《南开周刊》1923年初（第54期25页）的报道《东方文化研究院成立之先声》，说自从梁启超与校方商议成立东方文化研究院之后，一方面积极筹款，一方面请张君劢和蒋百里等人来南开讲学。报道最后说，1923年1月15日梁启超从南京到南开来商议推进事宜。

1923年1月17日，张伯苓因为南开大学筹建东方文化研究院，而会晤了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蒋百里等。由此可见，一度“东方文化研究院”是这个机构的“定名”，但大多数时候简称文化研究院。梁启超发表了《为创办文化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这封求助信的开头，梁启超便强调了儒家人生哲学、宋明理学、佛教和文学美术在人类文化中的绝大价值，尤其是在与西方文化交融之后，能发出异彩。

梁启超计划创办的文化学院并非完全归属南开大学，由于学校制度的限制，这个机构需保持独立性。在梁启超看来，想要培育更多的青年学生来完成他所期待的文化事业，就需要相对灵活的环境。他描绘了文化学院的机构框架和工作方式：

一、设一讲学机关，名曰文化学院，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精神方面力求人格的互发，智识方面专重方法之指导，其规程当续布。

一、启超自任院长，现已约定同志六、七人任分科教导员，仍当随时物色邀约。

一、所拟收容学员种类如下：

（一）本班收容中学毕业学生。

（二）研究班收容大学及高等专门毕业学生，或经特别测验后由院中许可者。

（三）补习班收容高师学生，专教导以国史、国文之教授法。

（四）函授班收容国内有志斯学而不能来院者。

一、院舍在天津南开大学新校址中，一切学课与南开保持相当之联络关系。

除了教学活动之外，文化研究院还要进行古籍整理，并将中国的古籍以及重要著作翻译成西方文字，为中小学编订中国历史和人生哲学的读本、创办杂志等等。那么要完成这些工作，所需要的经费包括：建筑院舍费四万元、购置图书费二万元。头两年经费共四万元。总共约十万元。（《南开周刊》55期，1923年1月30日，29-32页）

文化研究院虽然还在“计划”中，但因为梁启超的舆论关注度，相关的声势已然很炽烈。比如，20年代梁启超等设立的讲学社所邀请的大哲学家杜里舒在1923年2月11日、12日在南开大学开讲，讲演由梁启超主持，张君劢全程口译，吸引了天津各界五六百名听众前来听讲。报道说：“异日东方文化学院开学后，闻二博士将担任讲习。”在同期的《南开周刊》中还刊发了《东方文化学院最近之消息》：“‘东方文化学院’现梁任公先生正积极募款，院址前年已购妥，新南开大学旁二十亩地充用。建筑图已测绘完毕。闻募款充足即行开始动工云。”（《南开周刊》56期，28页）

但实际上募集到的款项与设想相去甚远。1923年2月2日，梁启超在给张东荪的信中说，文化研究院的开办即使是最简单的建筑也需要三、四万，但现在实际获得的赞助却只有百分之二十，显然是杯水车薪。眼看大笔的捐助不易获得，为了让文化研究院能如期招生，他们甚至想出了众筹的想法，即找二十人，每人认捐五千。

1922年，整个南开的收入还不到十万元。在国家整体依然处于战乱困境的状况下，文化研究院可谓生不逢时。即使是与梁启超交谊甚厚的张謇，也难以给梁启超以实质性的支持。1923年3月26日，张謇致信梁启超称赞其办教育的热情，但他也认为梁启超的教育理想过于宽泛，并没有针对具体的目标人群，事实上很难招到学生。最后，张謇表示他自己所经营的南通教育慈善事业，亦已负债二十万矣。都在硬撑，所以资助一千元以表达“寸缕粒粟之愿”。（张謇《致任公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34页）说实在话，一千元对于梁启超的计划而言，杯水车薪。

梁启超的“文化救国”规划，宏大而具有理想性。他所要勉力支撑的并非只有南开文化研究院一家，还有上海、南京的多家机构。如此宏大的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的支撑，梁启超固然名满天下，四处募集，但也难以填补各个据点巨大的财务缺口。从这个阶段梁启超的往来书信可以得知，各方都在催促梁启超想办法来解决机构的资金紧张和成员的生计问题。比如1924年4月4日负责中国公学中学部的陈筑山，致信梁启超，敦促募款。当时《时事新报》和中国公学均处于财政困境，都需要梁启超四处活动以募集经费。4月23日梁启超回信说及与财政总长王克敏、企业家王敬芳以及商务印书馆交涉，一无所获，自嘲说“此信虽复，等于不复”。（左玉河：《张东荪年谱》第172页）在如此困境下，梁启超经常要用自己的稿费收入来支持他的事业。

南开这边的文化研究院计划最终因资金缺乏而停滞，拆东墙补西墙的事情也偶有发生。比如，人们捐给南开文化学院的部分资金被“挪用”到中国公学这边，王敬芳在1931年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到了1923-24年期间他给中国公学筹款的事，并说到：“又在北方向各方挪借之款约有四、五万元，内有陕西督军刘镇华君捐给梁任公之文化学院一万元，文化学院未办成，此款由公学借用。”（《张东荪年谱》第179-180页）

1927年春，张东荪主持的中国公学被国民党接收，《时事新报》也通过改组而脱离了研究系的控制，由自治学院改组而建立的国立政治大学被解散，由此，梁启超和研究系在上海的据点也不复存在。

梁启超通过文化教育来弘扬中华文明的优点，以矫正西方文明弊端的想法，最终体制性地失败了。这个结局固然与时局、风气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1927年蒋介石通过清党等一系列活动加强了思想钳制，自由争论的思想空间受限。但包括南开大学文化研究院在内的系列规划的失败，也与梁启超想法多变而在实际操作上不太落实的做派有关。早在1920年，与其一起共事的人写信给张君劢，希望他劝梁启超改一改他过于蹈空的想法，而多从落实处想办法。“有计画耶，抑无计画耶？澈始贯终耶，抑东起西落耶？任公但云随时与人协同动作，一若协同动作，团体自成者，不知此可以成一时之群众，不可以成经久之团体也。治所怀万端，不能于此短幅中罄道什一，又不欲妄发肤泛之议论，一言以蔽之，则任公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之兴趣，不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思前顾后，可为寒心。人生几何，何堪再误。先生与任公知深而居近，倘亦能为根本一贯之打算耶？”（《傅治致张东荪》，《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92页）在“浮处用力”这个概括是身边人的直接感受，也是对梁启超善于鼓动舆论但不善将理念转化为方案的风格的准确描述。

具体说来，即使是在五四运动这样一个改变中国历史走向的运动发生之后，梁启超对时局的判断依然有很强的自信。因此，他对自己和身边这个群体是有一个整体安排的，即在上海、南京和天津构成一个文化传播的鼎足之势。通过办学和讲学，一方面解决这些学者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将他们的文化观念在全国传播。不过，这个计划对于1920年代的梁启超而言，或已是有心无力。旁观者言或许残酷，但切中要害。如梁漱溟曾经评价，戊戌时期，梁启超是引领风潮者，而1920年代，梁启超已经成为追随时代者。（梁漱溟：《纪念梁任公先生》，梁漱溟全集，第六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44页）这种影响衰退的直接后果是他筹款能力的减弱，他建立南开文化研究院的设想之所以雷声大雨点小，即因他已经很难募集到足够的经费来支持其计划。

世间事，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梁启超的文化研究院计划虽然没有成功，但他对于文化精神的阐发、对于传统价值的肯定，却流布在南开大学的精神脉络中。2025年9月25日，南开大学文化学研究院宣告成立，这既是对梁启超百年前努力的一种“回响”，也是对时代呼声的回应。当下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文化要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贡献，这是时代的要求，也是文化人的使命。

2025年南开大学文化学研究院成立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