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近代报业的产生、发展几乎与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的变迁相伴而行。又因通商口岸的诸多便利条件，广州、上海等约开口岸城市也逐渐发展成了中国最早的报业中心。尽管天津现代意义上的报纸产生得较晚，但却发展迅速、影响巨大。报纸副刊更是在民国之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由德国人汉纳根于1895年1月26日创办的《直报》是天津报纸最早刊登副刊性文字的中文报纸。此后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天津报纸的副刊日渐成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近代天津报业的极盛时期。随着都市生活的日益繁荣和稳定，内容庄谐并重、兼容了启蒙与娱乐的综合性副刊开始逐渐崛起并大行其道。同时，学理严肃、专业性强但又不失趣味的专业副刊也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并逐步壮大。这些无所不包的“软性”副刊交相辉映，贴合读者需求，亦引导社会变革。以民国天津四大报纸而论，在此期间，《大公报》各种类型的副刊在30种以上，而《益世报》先后创办的副刊也有20余种。《庸报》和《天津商报》副刊数量虽然较《大公报》、《益世报》为少，但仍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这四份报纸及其副刊不但发行量很大，且声誉极佳，亦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当时天津报纸副刊的发展水平，因此本书将其作为系统解读的中心资料。
实际上，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多种形式和样貌的报纸副刊作为记录者，同时也作为建构者，正是在不经意间描摹了一个上至豪门巨贾、中为普通市民、下至贩夫走卒的多元多样的都市形态。作为几乎无所不包并且较易贴近普通市民的媒体平台，报纸副刊成为展示都市特有景观的最佳载体。通过媒体的再现，不同阶层间相互隔离的生活、休闲乃至情感被剪接在一起。更为重要的是，在读者的注视以及讨论下，一定范围内的公共议程或者私人话题被重新社会化，并在动态的调适中求得新的平衡。因而，副刊媒体在借助这些事件实现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公共群体，一个基于现代舆论平台而显示其思想甚至力量的群体。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都市生活的碎片化和多元化，使得副刊文本中那些基于自身社会阶层或利益集团的描绘和判断表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和价值取向。或者说，报纸副刊中对于都市生活的观察实际上存在着所谓的“人为编码”。从传播学的观点来看，副刊文本中的“都市”经历了一个由作者到编者，再到读者的层层翻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形态和现实世界的所谓“真实”都市，逐渐被符号化、主体化，并最终成为精神层面和文化意义上的“虚拟”都市。在现实与想象的交织中、在有序与混乱的黏合中，副刊文本复现出一个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真实的又是想象的意蕴异常丰富的都市。
具体就“四报”副刊而言，它们中有的着眼于城市建设，有的着眼于社会进步，当然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聚焦于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这些副刊交相辉映，成为天津近代新闻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也因中国近代报刊的发轫和发展几乎与中国城市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相伴而行，依城市而生的报纸副刊不仅记录了历史的大转折和大动荡，而且由于其特有的城市化属性而在很大程度上映射了中国近代城市的片段光影和人世悲喜，成了考察城市历史的一面镜子。甚至可以说，在特定的城市社会中，形式多样的报纸副刊在参与形塑都市文化形态的同时，也在建构着城市的历史。因此，本书拟通过深入挖掘报纸副刊在参与新城市建设、市民日常生活、都市休闲和娱乐以及青年男女两性关系时所表现出的惊人力量，探究媒体在都市文化方面的表达方式与建构功能，以及媒体文本与都市文化的双向作用，试图在社会历史变迁与传播媒体之间建立起更为密切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