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芳的博士学位论文即将正式出版。她完成了一个阶段的艰苦而充实的学术之旅，可喜可贺。
对于王芳的博士学位论文《媒介棱镜下的“80后”》，作为导师，我有许多话想说和可说。
“80后”的媒介形象，当是一个很有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又富于挑战性的课题。当王芳准备以此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并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当即予以首肯。
我并非草率。草率不是本人的办事风格。其实，我此前是有所思考的。我赞同王芳的论文选题，有如下理由：
第一，这是一个人们已意识到，或一经点明旋即就会意识到的值得从学理方面进行研究的问题。
我认为，王芳在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她围绕问题进行了理性思考、研究分析；而不是泛泛而论，也不是只在抽象概念上和空洞理论中兜圈子。这样的选题和这样的研究，是应该受到鼓励的。不触及现实生活中或历史生活中的问题、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式的论文并不鲜见，但少有学术价值，似乎不值得提倡。
第二，这又是一个有着相当学术含量的课题，其潜质较好。
它既属于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范畴，又涉及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可体现出跨学科、交叉式研究的特色。事实上，对于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从单一学科切入进行探索，固然也可以获得许多发现，但有时难免捉襟见肘。而采取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行学理观照和综合考察，则更利于透彻地分析问题。当然，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最好不要做成拼凑、捏合之作；而应体现出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融通，体现出对各学科理论和知识在充分理解基础上的得心应手的运用。后来的事实证明，王芳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问题。
第三，这还是一个有自己的话可说、能做出新意来的题目。
较有经验的导师，一看到学生所报的选题和听完其简要陈述，大致就能判定题目有无新意、新意何在。据我所知，在王芳提出上述选题前，国内学者、博士生和硕士生，已经推出过媒介形象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有研究有关阶层如工人、农民媒介形象者，有按性别标准研究女性媒介形象者，有研究特殊群体大学生媒介形象者，等等。而以年龄段为依据研究特定人群的专门性和系统性的成果，则少而又少。在他人较少涉足的领域进行研究，可望做得富于新意。
理念一：努力寻找“处女地”或“准处女地”，做体现出开拓性特点的题目。
但要找到这种选题，客观上难度很大，甚至在作出艰苦努力之后仍然有可能一无所获，但即使如此，仍然不可放弃这方面的追求和努力。如果能够找到“处女地”或“准处女地”，则可以发人之所未发，新意和原创性会由此而生。
理念二：在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所发现，做体现出加深性特点的题目。
有些题目，别人已作过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在深度方面尚有欠缺。用今天的眼光看，存在着继续向深处开掘的可能性。这类课题也是值得一做的。但须掌握新的材料，或对他人研究中使用的材料能作出新的解读，并提出自己可以言之成理的独特见解。此类研究的新意在于，所持观点在深度方面更胜人一筹。
理念三：于研究中形成与他人不同的见解，做体现出商榷性特点的题目。学术需要争鸣，需要有不同见解之间的碰撞。这不仅有利于争鸣的一方从对方的著述中汲取学术养料，而且有利于相关领域学术的健康发展。如果能够经过审慎思考和扎实求证，提出与已有成果中的观点相异的观点，在商榷中做到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而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这或许也能成为产生新意的一个途径。
大致而论，王芳的论文选题符合或接近我的第一个理念，因此获得了我的认同。她曾经一度犹豫过，我则鼓励她负重艰行。经过艰苦努力，她最后“修成了正果”。
王芳身为“80后”，与媒体上的“80后形象”有许多感同身受之处。在受到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理熏陶之外，她多了一份切身感受、亲身体验。如果不能从切身感受和亲身体验中“跳”出来，这于学术研究而言并不一定就是好事。但王芳把握得很好。她将自己的“80后”身份作为研究视角的一种补充，或是作为所进行的研究的现实参照，这就对研究大有裨益了。
更为重要的是，王芳对“80后”的媒介形象早有关注、时有思考，并且已有相应成果发表，又有与此相关的教育部课题在研。这些，构成了该学位论文的比较坚实的基础。由此，作者在写作中会显得信心满满、底气十足。这是论文写作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我向来主张：撰写博士学位论文或硕士学位论文，作者最好能选自己有兴趣、有积淀的题目。围绕此题，前期已有许多思考，并且有质量较高的单篇或数篇论文作为支撑。学位论文的阶段性成果，获得高水准学术期刊编辑的认可并得以发表，这对于提高论文的学术含金量颇为重要。应避免临时找题、准备不足、仓促上阵等类情况的发生。
一个难题是：新闻传媒如此之多，怎样进行研究才能使论文获得应有的代表性和说服力？
这是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通常的做法是“——以××为例”。这样操作，可以避免大而无当，可望将研究做深做实。但经常出现的弊端是：（1）缺少对面上和总体情况的观照，只见个别不见一般，自然缺乏说服力。（2）“头小帽子大”，用一个媒体代表整个媒介，由个体取代全体，让人实在无法苟同。（3）所选的“例”，往往并不具备代表性，论文的质量难免不受影响。
为避免上述弊端，王芳做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她利用慧科讯业数据库（包含国内近500种报纸全文数据库）作为样本库进行检索，选择标题中含有关键词“80后”的报道，共计获得33166篇（如连同标题不包含但内文包含“80后”字样的报道，则总计达293379篇），在浏览内容的基础上进行逐年统计，以考察报道走势。这样，就为针对《中国青年报》的重点研究提供了厚实的背景。而研究“80后”媒介形象，选择《中国青年报》为研究对象，是甚为恰当的。
对《中国青年报》上“80后”形象的研究。在此过程中，王芳采用了系统抽样方法，共获得样本3318个，据此进行内容分析。为了类目构建尽可能体现逻辑性和科学性，王芳曾为此纠结了好长时间，并和我进行过多次探讨。我认为，现在这样的类目构建是比较合理的。它涉及了有关“80后”媒介形象的各个主要方面的问题。比较扎实的内容分析，使论文增加了信度和力度，当是值得称道的。不仅如此，王芳能将辛辛苦苦获得的统计数据用足用好，通过深入的分析解读，告诉人们数据所包含的意义，由此而显出了睿智。我在阅读博士生、硕士生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常常慨叹作者获得统计数据之艰辛，同时又不免为数据未得到充分利用而深感惋惜。而另有一些论文，抽去数据和图表，苍白的模样立现。为数据而数据、为图表而图表式的研究，实在是有改进、提高之必要。
对江苏卫视《非诚勿扰》栏目的研究。这是放在“80后”负面形象一章中展开的，涉及的内容是“80后”的婚恋观。
对“80后”代表人物韩寒的报道的研究。韩寒，在“80后”中知名度较高并饱受争议。选择媒体对他的报道进行研究，有利于论文体现深度。
这样，王芳实际上展开了对三类个案的研究：从媒体而论，以《中国青年报》为个案；从媒体栏目而论，以《非诚勿扰》为个案；从人物而论，以韩寒为个案。由此可以看出王芳论文构思之缜密。
又一个难题是：怎样科学评价媒体上的“80后”形象？
这就需要建立一个人们普遍能够接受的参照系。我也进行过媒介形象的研究——所关注的是政府的媒介形象。我的感悟是：但就政府的媒介形象研究其媒介形象，是不可能把问题说清楚的，需要将政府的媒介形象与其现实形象联系起来考察并加以比照，方能使研究更为科学、更能服人。王芳研究“80后”媒介形象与我研究政府媒介形象，道理当是相通的。
为此，王芳设计了“‘80后’新闻的生产框架”和“受众认知框架”两章。前者论析此类报道何以生成。后者探索受众对此类报道如何认知。其间，采用结构性访谈的方法，第一次访谈约300人，第二次访谈约220人，均转化成标准化问卷，然后再对问卷进行数据处理和解读工作，从而弥补了通常论文常会出现的无参照系或参照系不足的缺陷。
总体而论，王芳的论文显得很有分量、很有见地，但也存在着进一步提升质量的空间和余地。对“80后”媒介形象，有必要通过纵向考察，在此基础上揭示其演变轨迹并探讨其中的某些规律，从而进入到一种更高的境界。进行这项工作，离不开对各个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心理的变动的深入研究和把握。再就是有待加强由果溯因式的探究，强化定量研究基础上的定性研究，使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如是，有利于取各自所长、弃各自所短，进一步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
综上所述，《媒介棱镜下的“80后”》不失为一篇相当不错的博士学位论文。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丁柏铨
二○一三年九月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