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2007年12月17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在罗马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卷入粮食危机的37个国家需要“尽快采取行动以保障穷人免受不断飙升食品价格的影响。”作为国际主流商业杂志之一的《经济学人》只在2008年4月19日才对此次粮食危机进行了小幅报道。在该期杂志封面上仅有这样一句话：“沉默的海啸：粮食危机及其应对措施”。在此之前，“完美风暴”曾一度是商业报道中对此次危机的首选比喻。直到这次粮食危机引发的骚乱致使全球 30 多个国家数以百万计的人面临饥荒的威胁之后，报道中才出现了“沉默的海啸”这一比喻说法。
使用诸如“风暴”和“海啸”这样的比喻来形容此次粮食危机，表明了对于此类难以预测的自然事件，我们在尽可能地作出回应。“完美风暴”这一说法特别受到商业报道青睐的原因在于其暗含着许多危机诱因，这些诱因以突发的、令人难以预料的形式汇聚在一起，使得影响加倍，最终形成了一场罕见的巨大风暴。与此同时，这些比喻也体现了在这场无人负责的自然灾害中对受害者的人道主义援助。
这场“海啸”似的饥荒并不是某人、某家企业或者某国政府的过错，也不是任何自然行为的产物，而是归结于二战后在美国创建的资本主义农业粮食体制，该体制现已不同程度地推广至世界各地是目前所遇到的全球粮食危机的深层原因。可以说，粮食危机最为重要的诱因，可以回溯到资本主义产生的动机和改变这些动机的长期解决方案。
国际上有一种广为传播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和民主是互相支持的。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就在于揭露这种错误观点。资本主义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支持着民主，因为民主需要高度的平等性，而资本主义只会产生不平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资本主义支持了作为民主主要衡量手段的个人权利，而当不平等造成大量人口面临困境时，这些权利就将被削减直至变得毫无意义。因此，虽然言论自由极其重要，但不平等决定了只有少数精英人士的话语才能产生影响力，因此言论自由的权利也被大大打了折扣。由此可见，对个人权利的强调需要通过对在社交和宽容中产生的社会权利和责任的重视加以平衡。
当今世界中，资本主义已经产生了难以立足的极度不公正现象，以致政府的声明显得越来越苍白无力。举例来说，全球粮食系统足够供养世界上每一个人，但全球仍有一半人口饱受营养不良之苦，健康状况堪忧（其中25%的人处于半饥饿状态，其余25%的人则处于过饱状态）。 许多人称，“假设我们拥有足够的耕地和技术生产能力，能够向世界上每一个人提供高质量饮食，那么原则上就不会再出现目前的全球饥荒现象了。”进一步来说，如果由于我们缺乏进行改善和防范的意志，这场粮食危机持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与其说我们在这场“完美风暴”面前茫然无助，还不如说是我们默许了这场“屠杀”的发生。
本书并非仅仅旨在针对目前的全球饥荒现象进行讨论，更确切地说，是对在资本主义农业粮食供给管理中的矛盾和不合理性进行探讨，而目前全球饥荒现象只是令人烦恼的一个方面。其他方面还包括了：
大规模集中式动物饲养（CAFOs）过程中对动物的虐待。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于全球至少30亿人口来说，粮食缺少且质量低劣。
当全球10多亿人口每天都在忍受着饥饿的时候，加拿大政府却宣布了一项国家计划，决定大规模捕杀国内种猪，其数量多达15万头，同时拨付5千万加元 用于补偿国内生猪养殖户的损失。该捕杀计划主要源于市场降低了过量猪肉的供应，由此导致猪肉价格的下跌，仅2007年一年就下跌了20%。当世界上其他地区高涨的粮食价格正在导致大规模饥荒的时候，某个地区却仅仅为了保持较高的食品价格就将过剩的粮食毁掉，我们能够承担这样的食物管理机制所带来的后果吗？将某些生活必需品诸如粮食置于反复无常的市场价格中，使其在某时某地合理，而在另一个时间和地区却不合理，这样的做法有意义吗？
无论是否能够接受现在的食品管理制度，目前我们除了忍受别无选择。事实上，这样的粮食管理机制仅仅是某种具有强大惯性的经济系统的附属产物，以至于世界上一些主要企业和听其命令行事的各国政府，至少能够装作对当前世界问题关心而有所行动，并且为了应对需要加大解决力度的紧迫问题而采取一些措施。举例来说，尽管我们无法准确预测全球变暖的演变过程，但为了谨慎起见，理性的政府都会表现得好像我们还有十年的时间来扭转形势，因为这一时间概念是由200多位该领域的顶尖科学家提出的。然而，我们却在2008年7月北海道的八国峰会上看到，日本承诺至2050年将减少50%温室气体排放量。这意味着目前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需要将这一问题留给下一代处理。毕竟当前大多数活跃的政客到2050年都已经不在了。事实上，即使这次八国峰会的目标极有可能在2050年得以顺利达成，这也还远远不够，何况为时已晚了。
全世界存在着很多的改革活动，无论运动规模大小，都是为了把现存的粮食体制与构成它的经济体制改造成为一个更加持续、健康和公平的系统。尽管这些改革可能或多或少与当前资本主义体制的中心意图相悖，但其中一些改革仍然取得了部分成功，某一些甚至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换句话来讲，这些改革活动大多与当前极具抵制性的社会体制相冲突，需要变革的范围越大，改革成功所需要的规模越大，越需要有序的组织管理。对于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来说，我们要切合实际，这一点十分重要，但切合实际并不能成为不作为或消极心态的借口，因为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中，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并且是十分有可能实现的。
我认为，改革的长期总体目标是通过改革当前的经济政治体制，使其对公众负责，从而加大民主的实施力度。对民主化要求最高的两个经济制度分别是企业和市场。这一观点可能会使那些自诩已经达到完全民主的经济制度感到惊讶。但是如果一个企业连内部运营状况都不能对外公开，且仅将其运营目标止于使一小部分大股东的短期收益最大化上，那么这样的企业又怎能称得上民主呢？此外，如果一个市场不能将巨大的社会成本计入市场价格，而仅仅是将其扔进“外部效应”这一虚无的黑匣子中，这样的市场又怎能称得上民主呢？为了实现民主责任，企业需要将交易运营透明化，而这种透明化只有当企业在法律中不再作为“私有”法人出现时才能够真正达到。从人类长期福利的角度来看，公共干预能够将市场价格与真正的社会成本和收益结合起来，财富的分配能够使市场需求更贴近社会需要，市场能够通过上述行为使其变得更加民主并具责任感。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想要真正有效解决全球问题，那么就必须要考虑建立起更具责任感和权威性的各级政治制度，特别是全球化下的政治制度。面对全球当前的各种问题，我们的全球决策机制严重不足。毫无疑问，具有竞争力的民族国家已经大部分成为了处理全球化问题道路上的绊脚石而不是驱动力。
目前，我们生活在一个恐惧的年代，一个会传播错误讯息的强大利益群体的年代，一个让公民脱离政治的消费主义年代。普遍的恐惧、错误的信息和反政治的态度使得文字和言论都必须非常谨慎。当然，在宣传真理的时候，适当的谨慎是明智的。然而，当像我这样谈论某些观点的时候，我们需要尽可能地做到条理清晰和论据有力。只有在针对这些有力观点的分歧和冲突时，我们才能达到某种程度的条理性。理性的行动取决于此。我们不能让自己被“沉默的海啸”卷走，因为事实上，它既不沉默，也不是一场海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