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后，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再到环渤海的广大地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了我国经济的隆起区。东部拥有先天的区位优势和早期强大的政策优势，这使得包括大量外资在内的各类生产要素向东部聚集，推动了东部的产业集聚和经济增长，导致了东部地区经济的“隆起”。与此相反，中西部在经济总量、人均收入、结构提升等方面都明显滞后于东部，导致了内陆地区经济的“塌陷”。尽管近几年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东部，但东部地区的基数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因而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绝对差距仍在加大。如上海市2011年人均GDP是82560元，而贵州省人均GDP只有16117元，前者是后者的5.12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前者是后者的2.19倍和3.77倍。东西部之间的巨大差距不仅带来内需和消费的不振，还引发民众的不满和社会秩序的动荡。这种经济发展差距逐年加大的现象引起了我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5年中央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时已经把区际协调发展作为主要的目标之一；“十一五”规划更是强调了协调发展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试图破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协调的问题；为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目标，“十二五”规划又把主体功能区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解决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又强调了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化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与此同时，国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国家更是相继批复了众多的区域发展规划，其强度和密度在我国区域规划史上从来没有过。
金融危机爆发后，主要依赖国外市场的东部地区经济受到了严重打击，人民币不断升值，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东部沿海地区许多制造业企业面临的压力与日剧增。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因而原材料供给充足，但长期缺乏充足的资本、技术和知识等高级生产要素。东部地区摆脱困境，则要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升级，而这种产业结构升级和优化需要适度的产业转移。在当前国内与国际经济环境的双重压力下，传统产业在我国东部地区已逐步丧失了比较优势，直接导致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于是这些企业需要寻求具有更好的比较优势的新的生产区位。与此相适应，2009年以来国家相继批复了三十多个区域发展战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区圈地运动”。这些不仅包括东部地区的经济区规划，还包括中部和西部广大地区的经济区规划。可以看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由东部向西部扩展，经济驱动方式由过去的单极驱动向多极驱动转变。后危机时期，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展开模式的变化，还体现在由过去的以重点项目为主的单项开发向以经济聚集为基础的经济区开发模式转变，这意味着经济区（产业区或开发区）模式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开发的重要的模式之一。这些经济区开发模式强调的是以某种功能（或几项功能）为主的功能分区，而这种功能又与本区比较优势相关的分工与专业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过去，我国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施的许多经济开发活动，大都以项目开发为主，例如资源开发、农业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扶贫开发等，很少考虑以经济聚集为基础的“面”上的开发。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出台的一些区域性经济政策，如西部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促进中部崛起等区域性经济政策，都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与这些不同，近来许多经济区规划所强调的是以当地比较优势为基础的经济区域的功能性定位，如珠三角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探索科学发展模式的试验区、深化改革先行区、扩大开放的重要国际门户、世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要打造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全国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基地，等等。新时期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展开模式变化中的第三个特征为，区域经济政策上由过去的“特惠制”转向为以各地区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先行先试的“普惠制”。在新的形势下，我国区域经济空间展开政策，都凸显了“先行先试”的重要性，比如喀什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可以享受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贴息贷款、税收减免、特殊价格政策、进出口关税和配额、金融机构、产业投资基金、土地政策、基础设施以及航空口岸建设等十个方面的优惠政策；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将从财政、产业布局和投资、土地利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海关监管和口岸建设、科技创新及人才培养、通关便利化、专项基金支持等九个方面享受到优惠政策，而且要求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创新。
总之，近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实现区际协调发展的任务相当艰巨。要解决我国日趋严重的区域发展差距，我们必须了解区域经济不平衡的核心机制以及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
本书由十章组成，可以分为区域经济理论与区域协调发展路径思考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两个部分。从区域经济学理论的新思考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选项出发，主要讨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途径问题。区域经济学主要研究要素转移以及经济活动空间布局，而以区际非均衡力为主要特征的块状经济，必然导致不断积累聚集力较大区域区位优势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因此，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就是要打破这种循环累积关系，而其关键是区域间存在各种政策上的“梯度”。
在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部分，主要从经济活动空间展开的顺序进行了讨论。第三章主要讨论了欠发达地区工业化所需最小市场规模问题，主要关注的是比较优势和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市场开放度问题；第四章讨论了区际产业分布不平衡与政府的有效调控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区际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平衡以及市场失灵时政府的有效调控问题；第五章讨论的是增长极以及增长极与外围区之间的关系，重点关注的是增长极形成机制（或增长极的特征）以及增长极与外围区之间的资本转移、知识溢出以及补偿问题；第六章讨论了转移支付与区际收入差距收敛问题，主要关注的是对企业提供补贴和对劳动力提供补贴的绩效问题；第七章为税收政策与区际收入差距收敛问题，主要关注的是转移支付政策与税收政策在区际发展差距收敛方面的绩效问题；第八章讨论的是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高房价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第九章讨论的是区际生态补偿与补偿模式问题；第十章讨论的是环境标准与产业区位选择问题，核心思想是工业化的中后期，较高的环境标准成为吸引产业聚集的聚集力。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周亚雄副教授以及刘鹏和张古同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由于受本人的理论水平和研究水平所限，书中有许多不足和遗憾之处，希望广大读者和同行提出宝贵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