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四地立法语言中的情态动词研究

基本信息

学术的驱动力

——序苏小妹《两岸四地立法语言中情态动词研究》

《两岸四地立法语言中情态动词研究》是苏小妹的博士论文。论文对两岸四地近200万字的法律文本作了穷尽统计，精细考察了法律文本中情态动词的使用情况，考察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四地法律文本中情态动词的使用差异，发现了一些值得语言学家、法律学家关注的语言现象，得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例如，立法语体中情态动词的使用与一般语体有所不同，情态动词不受语气副词的限制；“不能”的使用远远高于其肯定形式“能”。再如，法律规范通常有“假定”、“处理”、“制裁”三部分。当情态动词表达义务情态时，通常出现在“处理”和“制裁”部分，当情态动词表达认知或动力情态时，通常出现在“假定”部分。又如，大陆使用双音节情态动词较多，台湾使用单音节较多，港澳兼而有之；这是因为大陆的法律文体基本上是白话文，台湾则接近文言文。

语言研究多数都是“泛语境”的，很少考虑文本使用的领域。而语言的实际应用恰恰都是在一定领域中进行的，故而语言学者应有“领域”意识，应做些分领域的语言研究。细想起来，分领域的语言研究有很多益处：其一，能够发现许多新的语言学事实；其二，可以促进多种领域语言学的诞生与发展，丰富应用语言学体系；其三，为不同领域的社会进步作出语言学的贡献。小妹的论文应是这方面的一种尝试。

导师的好处就是能够了解文本的产生过程。小妹这篇论文，选题以问题为导向，操作以语料库为手段，思维以多维度的比较为基础，最大特点是辛辛苦苦做材料工作。特别是在答辩之后，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学术沉淀，又做了大量的修改完善工作。学术沉淀，就如同由蚕化蛾过程中的蛹，卧茧静修，闭关悟道，最后破茧而出，终能羽化为蛾。“蛾”者，“虫”中之“我”也；做学问，也贵在成为“学中之我”。学术沉淀、修改论文之期，恰恰又是小妹人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初登大学讲台，出国工作，成家孕女。这是需要点精力的，也是需要点精神的。小妹的科研驱动力是什么？

人做科研需要驱动力，学科发展也需要驱动力。科学发展史表明，学术的驱动力是“问题”，或是学科本身的问题，或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或是“求真”，或是“求用”。“求真”就是探讨事物背后之规律，这是学术用途，是科学使命，是“无用之用”。“求用”是应国家和社会之需做学术研究，学术成果是人类的智库；或是开发产品满足市场和产业之需，学术成果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学科发展的最为强劲的驱动力是社会问题，任何一个学科都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学科本身的问题，产生于学科建立之后，其主要作用是梳理知识系统，力来自内，功在于内。而解决社会问题则能推进社会进步，在推进社会进步中带动学科大步前进。

中国的语言学（包括语文学），古来都不乏问题意识。古时主要解决读经问题，故有“小学”之名。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主要解决语言教学问题，如母语教学、外语教学、社会扫盲等，在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中建立了现代语言学。语言学古老而年轻，自身有许多学科问题需要梳理，为此倾注精力是必然的，也是应当的。但是，语言学更需要发扬古来的优良传统，关注现实语言生活问题，如母语教学、双语教学、语言疾病、计算机语言理解、各领域的语言生活、虚拟空间的语言问题、自然语言保护，等等。解决语言生活的现实问题，是语言学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语言学价值的社会体现。

最后，我要借此机会表达对南开大学的感谢。在马庆株先生的提议下，他们办起了全国第一个语言规划学的博士专业，为解决当今语言生活中的问题培养高层次人才，并邀我加盟。在培养博士生的一系列环节上，陈洪、乔以钢、马庆株、石锋、施向东、曾晓渝、李瑞山、周荐、郭继懋、卢福波、王红旗、田美丽等先生，都给了我和我的博士生多方面的帮助。我不是南开人，又是南开人；南开大学的国家使命感，南开学人的学风与情怀，已经内化到我的精神中。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教学相长”。

李宇明

2012年9月10日教师节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