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红蕾:1968年生,满族,辽宁锦州人。文学博士。2008至2010年于西北大学文学院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后研究。现任职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著有《憨山德清与晚明士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曾发表《缘起与本根:佛教与道教宇宙观的冲突与调和》(《哲学研究》2007年第4期)、《钱谦益〈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考论》(《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1期)、《浅析〈绛云楼书目〉的若干问题》(《中国图书馆学报》2010年第6期)等九十余篇论文。、
序言:
红蕾博士学位攻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2008年进入西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课题却是《钱谦益藏书与〈绛云楼书目〉》,这在学术领域上应该说是个不小的转弯。通常情况下,取得博士学位后,若继续深造,其出站报告多与博士学位论文相衔接。原因是自己既熟悉,又易深化已有的学术成果,容易奏效。而红蕾博士则反其道而行之,硬是选择与博士学位论文不相干的文献学领域内容作为主攻方向,这实在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足够的智力、能力和努力。现在出站报告已获圆满成功并以优异成绩出站。之后,又进一步深化此题,并付之梨枣,向学术界奉献了一份可圈可点的科研成果,我为之十分高兴。
钱谦益是位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是封建士大夫,又是学术宗伯;既率先降清,又寄望毫无前途的南明小朝廷;既心仪做官为宦的显赫与荣耀,又不愿放弃江左盟主的学术地位;既藏书富甲东南,又不能悉心编一部与其庋藏相匹配的藏书目录;既崇尚儒家思想及经史百家,又倾心诗文乃至奉佛信道,凡此种种,在钱氏身上都交织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位非常难以研究和把握的历史人物。红蕾博士硬是在如此纷纭复杂的人物身上找到其藏书与书目这块未被充分开掘的领域切了进去,并有效开发出可喜可贺的学术成果。
此书全面研究了钱谦益藏书及其书目编制的各个相关方面,给人以完整的概念、知识、学术享受外,尚有若干亮点夺人眼目。
“《绛云楼书目》成书时间”一节,对《绛云楼书目》成书时间、传本差异、前后重复、类分歧异、体例不一等问题的分析,认为不类以前诸家所说,而是“在于传抄者的祖本不同。牧斋一生治学极为严谨,著述多慎重其事,书前或交代原委,或撰述要旨,如《皇明开国功臣事略序》、《记北盟会编钞本》、《列朝诗集序》,即便一篇短文,如《读杜诗小笺》、《读杜二笺》,亦述说缘起。但对《绛云楼书目》不仅未见序跋,文集中亦未见提及。由此推知,《绛云楼书目》并非钱谦益某一时日完编之定本,乃其私家藏书登记簿,自藏书之日始,随藏随录,随录随编,著录简单且无严格体例”。这段貌似推论的说法,可能正点到了其固有的穴位。
《绛云楼书目》在流传过程中,在质量上先后曾有人提出过只言片语的评价,但不知囿于什么,谁都不肯展开实质性的评论。此书“《绛云楼书目》编纂得失”一节,却能从著录规则、分类原则、款目组织等传统目录学角度,对钱氏书目大胆提出了有理、有力、有学术分量的品评。钱氏《绛云楼书目》既然是一部账簿式的藏书目录,完全可以自用而不在外间流传,可事实上早在钱氏仍健在的时候,这部书目的稿子已在他的朋友中流传,并因此被传抄出去。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记账式的藏书簿录,也要笔笔记清,不能前后重出,重出就失去了记账的宗旨;编目体例上不一定那么严谨,但也要前后一致,不一致就不能称其为目录;图书分类上不一定那么十分确切,但也不能违背分类法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就是类例不明;在款目组织上不一定那么十分到位,但也不能颠三倒四,随意部居,颠三倒四就是没有遵守款目组织的基本规则。所有这些,此书都逐一举例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从而使钱氏《绛云楼书目》之得与失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曾言:“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红蕾博士所论《绛云楼书目》之得失,其理论基础盖缘于此。
关于钱氏拂水山庄、半野堂、绛云楼、红豆山庄等几处藏书楼的兴建缘起、地理位置及嬗变关系,过去有不少人谈及此事,但谈及者多是从文献到文献,并非亲见亲闻,或做过实地考察,因而多得出人确我亦确,人误我亦误的结论。此书作者不但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还亲自到常熟做实地考察,并请当地专门研究虞山藏书楼的专家加以指点,对当年钱氏藏书楼遗址逐一进行调研。旧日钱氏藏书楼的楼台亭榭虽已荡然无存,但青山依旧,绿水长流,其遗址的地理位置却能被指认无疑。特别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陈列的历史上虞山藏书楼的模型,钱氏几处藏书楼模型所摆的位置,大体忠实于历史,使人产生了实感。因此,红蕾博士这一节的考辨与描述,就显得更为可信,更具学术价值。
此书还有一节是介绍钱谦益的藏书印,收集这么多很不容易,鉴赏中会领略钱氏生前的某些旨趣。钱谦益是封建社会典型的文人雅士,对自己的藏书不但满足学问上的需求,也满足文人雅士鉴赏上的慰藉。对于自己的重要藏书,常要丹黄手校,写下题跋,同时钤盖自己的闲章雅印,以记录彼时的兴致。读者若能将这些藏印一一玩味,不仅可以生怀古之幽情,还可从藏印中品味钱氏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旨趣。
红蕾博士是我的同事,早在书稿杀青之前就约我为其写一篇序,待到读完全部书稿,实在觉得是一部力作。全面加以评论,会造成篇幅过长,故选择其中某些亮点加以点评,亦足以反映该书的固有价值。是为序。
李致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