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语言是现代美国戏剧的特点之一，这一点在奥尼尔、怀尔德、威廉斯、米勒和阿尔比等人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戏剧舞台呈现出较前更为鲜明的多样性。男性与女性、边缘与主流、白人与少数族裔剧作家对语言的关注似乎也更加执著。本论文深入分析了白人剧作家大卫·马梅特、女性剧作家玛莎·诺曼和华裔剧作家赵健秀剧作中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与自我的丧失与重构以及语言与族裔认同之间的关系。研究他们的剧作能够有效地建构多元语境下当代美国戏剧的这一重要标识。
本论文第一章探讨了马梅特的两部剧作《拜金一族》和《奥利安娜》中所反映出的语言与权力的关系。马梅特的作品多数探讨美国梦的消极层面和美国资本主义商业运作中的无耻与贪婪，以及它们对人性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损害。对语言的独特思考和运用既是马梅特作品的主题之一，又为他探讨其他主题提供了与众不同的视角。语言与权力的关系贯穿了马梅特的多部剧作。在《拜金一族》中，为了生存和利益，地产推销员们操纵语言，控制和支配他人；编造谎言，设置陷阱；满嘴脏话，贬低对手。在《奥利安娜》中，语言既是权利和地位的象征，又是实施、强化和争夺权利的方式和武器。为了彰显自己的地位，教授约翰坚持使用包含大量复杂句式和艰深词语的学术语言。而女学生则操起女权主义的话语进行反击，控告教授性骚扰，使其身败名裂。
第二章讨论诺曼的《出离》和《晚安，妈妈!》中沉默这一特殊的语言形式与女性自我之间的关系。玛莎·诺曼是美国当代女剧作家中的佼佼者。在继承传统南方戏剧主题的基础上，她更加关注那些以前鲜有人注意的下层女性。这些人多数要么外表沉默寡言，内心冲突激烈，要么口若悬河，内心落寞孤独。在《出离》中，经过八年的监狱生活，原本滔滔不绝的女主人公阿琳变得沉默寡言。当在出狱归来的24小时意识到现实的残酷时，阿琳不得不放弃沉默，努力在昔日的自我中寻回生存的勇气和力量。在《晚安，妈妈!》中，理想自我追求的失败和现实自我的破碎，使杰茜多年来将自我深埋在沉默背后。在告诉妈妈她将自杀的这个晚上，她一改往日的缄默，努力在言说中斩断世间的羁绊，还自己一个真实的自我。本章探讨了造成两位女性沉默和自我受到扭曲或压抑的原因以及她们打破沉默的必要性。诺曼在《出离》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男权社会，而在《晚安，妈妈!》中杰茜的沉默归因于家庭、社会、个人以及与他人关系等多个方面。虽然诺曼很少公开论述自己对语言的看法，但她在作品中对语言与女性之间关系的关注之深、之切、之久在当代女性剧作家中少有出其右者。
第三章探讨了赵健秀的两部剧作《鸡笼唐人》和《龙年》中语言与少数族裔身份的关系。受美国民权运动和亚裔运动的影响，赵健秀反对主流社会对华人形象的歪曲，批评一些华裔在谋求主流认同中对华人文化的误现和对华人历史的背弃。在他的剧作中，人物身份认同的冲突经常体现在他们对语言的认识上。《鸡笼唐人》揭露了白人语言的霸权，揭示了华人在美国社会失语、失根、失真的生存状态，再现了20世纪60年代华裔在拒绝白人同化过程中的身份迷失和对美国黑人言行的效仿。《龙年》里的一家人代表了美国华裔历史上的各种典型身份：在英语面前失语的初到美国者，既讲粤语又讲陈查理式英语的老移民，对中国和美国都爱恨交织、既嫌恶粤语和陈查理式英语又反对白人种族歧视话语的第二代，出生在美国、接受美国教育、积极认同白人语言、同化白人社会的华裔女性，以及受60年代民权运动影响反抗主流、拒绝同化、在讲中国话中获得满足与安慰的华裔少年。语言既象征着他们的身份，又是他们因不同的身份诉求而造成的相互冲突之一。
马梅特、诺曼和赵健秀对语言的关注带有自己的鲜明特色。他们从各自的身份和创作诉求出发，探讨语言与权力、语言与女性自我、语言与少数裔身份之间的关系。对语言的思索既是他们的创作主题之一，又为他们的其他主题提供了便利而有效的视角。这既是他们戏剧创作的特点之一，也构成了当代美国戏剧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