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谷崎润一郎是一名与中国颇有渊源的作家。他曾先后两度游历中国，发表了一系列诸如《西湖之月》《鹤唳》等充溢着“支那趣味”(本书中出现的“支那趣味”一词，为日文词汇引用，均指代的是日本大正时期的中国风潮，非歧视性称呼——编者按)的作品。通过1926年的第二次中国旅行，他与田汉、郭沫若等当时的文坛新秀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与此同时，民国文学者们亦开始纷纷译介他的作品，并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的解读。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出于什么目的介绍或翻译了谷崎润一郎的作品？这些作品又给那一代民国知识分子的创作带来了何种影响？又是何种因素制约或影响了谷崎文学在民国的译介与接受？本书意欲探讨以上这些问题。

对谷崎作品的文学特质和民国时期对其作品译介与接受的大背景进行考察之际，不难发现“世纪末”思潮这一共同要素的存在。由此，本书第一章从“世纪末”思潮这一关键词入手，追溯其历史，通过探讨出发语和目的语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之间的联系，继而凸现“世纪末”思潮这一语义在由西方移植至日本及民国时的不同特点。

第二章则主要围绕如下两个问题展开。首先探讨了两次中国旅行对谷崎润一郎的中国观及作品风格的转变带来了何种影响。其次，在对民国谷崎作品译介情况进行宏观分类梳理的基础上，从作品选择、译作版本、译者情况等方面归纳总结出译介情况的特点。

在前两章总体研究的基础上，第三章则转入个案分析。为了体现译者、作家、批评家等不同接受群体的接受特点，选择了章克标、郁达夫及施蛰存为个案，从作品题材、人物角色塑造、艺术手法分别加以探讨。其中，在以郁达夫及施蛰存为个案的考察中，分析其对谷崎作品中的异常性欲叙事的接受情况。运用厨川白村及弗洛伊德理论，探讨两位中国作家为何接受了谷崎作品中的异常性欲题材：受到厨川影响的郁达夫把异常性欲叙事理解为现代性的代名词，但当时中日不同的社会背景，注定了其水土不服、最终沦为一种装饰性要素的命运。而深受弗洛伊德理论影响的施蛰存将谷崎的异常性欲叙事理解为一种超越种族、国家的普遍真理。

第四章着重讨论谷崎作品中女性形象及恋爱观的接受情况。通过对郁达夫作品《迷羊》和谷崎的《痴人的爱》中女性性别角色塑造、男女关系的逆转等角度进行分析，明确了谷崎对郁达夫的影响关系，并揭示了两者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均为中日两国“摩登女郎”的原型，进而凸现了中日两国女性是如何凭借身体性来进入都市空间这一共性。另外，通过对民国时期谷崎作品最主要译者章克标作品中的恋爱观进行考察，揭示了民国时期恋爱观与日本明治、大正时期恋爱观之间盘根错节的关联。

第五章则通过对照施蟄存的《黄心大师》与谷崎的《春琴抄》，旨在分析谷崎作品艺术观的接受情况。施蛰存敏锐地体察出《春琴抄》中文本多层化及材料虚构性等谷崎作品的匠心之处，并将这种艺术观运用于自己的作品《黄心大师》之中，以“纯中国式白话文”这种传统手法来诠释现代命题，开拓了民国文学的新境地。

综上，本书的研究明确地表明谷崎润一郎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远渡重洋，对其译者、作家、评论家、乃至一般读者群产生深远影响，不仅仅在于其作品的丰厚内涵和艺术魅力，也与其在民国时期这一特定的接受语境与不同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有关。而在接受过程中发生的嬗变背后则反映了近代中日文化及社会之间的撞击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