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春玲告诉我，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文学与工人的命运》即将出版。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她希望我为她写篇序言，我当然乐意。
俞春玲是山东人。在山东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指导教师是王万森先生，也是我的老朋友。当年，王老师推荐她考我的博士生。而她果然以不凡的实力在十多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如愿以偿。在求学的三年时间里，她的朴实、热情、勤奋、懂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时聊天，她会谈到她当工人的父母，在生活的重压下给她全力以赴的支持，那时，我会想到许多像她一样背负着全家的希望、在沉重的生存压力下顽强求学的同学，心中有说不出的沉重感。因此，当她最终选择以“当代文学与工人的命运”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时，我感到了她做学问的个性：无意追逐“热门话题”，有心在文学研究中表达自己对社会、生活与人性的理解。这样的文学观也与我一向的主张一致：文学研究应该与我们的生命体验血肉相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陷入那些云山雾罩的晦涩理论的迷津中，才能使文学充满现实感、生命感、文学感（文学，应该是富于个性的）。当年，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梁启超、鲁迅的文学评论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当代，其实也有不少文学评论是富有这样的可贵品格的。
说到“当代文学与工人的命运”这个课题，显然是富有相当鲜明的现实感的。工人阶级，一度是我们社会的“领导阶级”（可在我的记忆中，在“十七年”和“文革”中，许多工人家庭的生活其实还是贫困的。只是那时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比较高）。可随着社会的剧烈转型，随着大批国有企业的一蹶不振，广大下岗工人成为了“弱势群体”。尽管有一部分不甘沉沦的人通过自强不息完成了“再就业”的身份转变，但工人阶级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显然已经边缘化了。这个阶级从“领导阶级”到“边缘化”的历程是这个时代最令人痛心的悲剧之一。一批有民本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没有忘记这个阶级的悲剧，写出了一批为他们感伤、为他们呐喊、为他们鸣不平的作品——谈歌的《大厂》、李佩甫的《学习微笑》、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曹征路的《那儿》……都因此在文坛上激起过反响。这样的反响在杂语喧哗的时代很快就被此起彼伏的新热点所淹没，但却注定不会被文学史家忘记。俞春玲这本书中丰富的材料就足以证明：仍然有许多作家和评论家在关注着工人的命运，以及描写工人命运的文学。
另一方面，仅仅只有呐喊的责任感显然是不够的。如何在认真阅读大量作品的同时发掘出由于种种原因被遮蔽、被忽略、其实又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如何对各个时期工人形象中一度被忽略的复杂性进行有创新意义的分析、论述？在我看来，“被遮蔽的‘人’”一节中对于“另类‘十七年’工人形象”的关注与阐释就颇有新意。即使是在政治高压的年代里，仍然有作家从生活出发，有意无意间写出了那个年代里有个性、“渴望较好的生活”、“阶级立场”比较模糊的工人形象，而且在今天读来，仍然可以体会出作家在这些人物身上留下的引人同情又发人深思的真实感与生活气息。联系到1990年代学术界一度引人瞩目的“重新评价‘十七年文学’”的思潮，是可以拓展出学术研究的新思路的。又如，书中对于贯穿在不同历史时期工人形象身上的“农民性”的深入分析，也写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文化身份。书中关于“‘农民性’问题在‘十七年文学’中就存在着，主要表现为工人品格对农民气质的统摄；改革开放以来，文学作品中来自农村的工人与城市氛围、城市工人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但在小说结尾，矛盾往往达成妥协，农民气质主要被作为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可贵品质来表现；1990年代后农民工队伍不断壮大，作为一种典型的农民与工人结合的群体，农民工因其复杂的身份和引发的问题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民性’问题在大量表现农民工的作品中得到明确而充分的彰显，‘农民性’不再是可以简单地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呈现出更加错综复杂的情况”的论述就写出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传统文化、与乡土文化烙印的命定联系，从而引发这样的思考：该如何认识中国的“农民性”？出身农民的作家莫言就曾经猛烈抨击过歧视农民的言论，他指出：“我认为许多作家、评论家是用小市民的意识来抨击农民意识。”他对农民意识进行了辩证的分析：“农民意识中那些正面的、比较可贵的一面，现在变成了我们作家起码变成了我个人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这种东西我在《红高粱》里面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而说到农民的“狭隘性”，他认为：“狭隘是一种气质……农民中有狭隘者，也有胸怀坦荡、仗义疏财，拿得起来放得下的英雄豪杰，而多半农民所具有的那种善良、大度、宽容，乐善好施，安于本命又与狭隘恰成反照，而工人阶级中，知识分子中，‘贵族’阶层中，狭隘者何其多也。”因此，他提出“要弘扬农民意识中的光明一面”。同时，他也认为：“无产阶级意识在中国是变种的，是烙着封建主义痕迹的。”他的这些议论是很有洞见的，足以颠覆那种以为“工人阶级”比“农民”更先进的一孔之见，足以还原人性的复杂（不是吗？工人也好，农民也好，都是人。因此，都会既有不同身份塑造出的某些特定文化品格又有人性的种种复杂与相通）。而当莫言通过《红高粱》弘扬了中国农民的“酒神精神”和“精忠报国”事迹并一不小心感动了中国乃至世界时，他也的确弘扬了中国“农民性”（或读作：中国“国民性”）的另一面：“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多年前从《海上文坛》杂志上读过的一篇文章《工人阶级到哪里去了？》，其中介绍了当代法国工人的失败感与迷惘情绪：“工人觉得自己成了社会发展的牺牲品，同时在政策制定（上）受人忽视，于是他们在选举中弃权……没有一定的政治原则，容易受民粹主义和极端分子的煽动。”这，不能不说是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又一社会问题。这一问题在西方、在中国，都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因此，俞春玲的这本书在令人感到高兴的同时也足以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