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传庆，男，1981年生，安徽六安人。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南开大学文学院。在《文学遗产》、《文献》等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序言

传庆的博士论文《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就要出版了，嘱我作序，我也想就这部学位论文的写作经过略加说明。

晚清时期迎来了古典词学的最后辉煌，代表人物就是史称“晚清四大家”的王、朱、郑、况四人，四人中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三人同出常州词派，师从著名词家端木埰，而又互相有交错的师生关系，因而志趣、见解相近；唯独郑文焯乃四大家中的“另类”（曾大兴教授语），他不仅持论特异，而又性情孤傲，与其他三人多有争执，乃至交恶。然而从学术角度来看，郑文焯的特异之处正是研究的价值所在。况且郑文焯精通音律，是从音乐史的角度论析词律的少数学者之一，其价值更为突显。虽然郑文焯词学的研究价值为学界所公认，但对郑文焯进行专题系统的研究却寥若晨星。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郑文焯的词学文献散佚零落，不易统观。这部《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正是从文献入手的。

传庆是2008年考入南开随我读博士学位的，入学后是例行的学位论文选题。当时我正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词话考述”的研究工作，其中就有郑文焯词学文献整理的专题。于是就与传庆商定，将“郑文焯词学研究”作为他的学位论文的题目，同时请传庆参加新辑《大鹤山人词话》的工作。学位论文研究的内容包括郑氏词学的全部，主要包括词创作和批评理论，新辑《大鹤山人词话》仅仅是他论文一部分的文献基础。

郑文焯终身致力于词学，词学著述非常丰富，在清代词学家中是数一数二的。然而他的词学文献却散佚各处，未加整理。词学大师龙榆生先生曾汇编郑氏的词学文献《大鹤山人词话》，原载《词学季刊》一卷三号，后收入唐圭璋《词话丛编》。龙氏所辑《大鹤山人词话》随着《词话丛编》的经典化而影响甚大，许多研究者研究郑文焯词学主要取材于此。龙氏所辑《大鹤山人词话》限于当时的学术条件，遗收甚多，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我与传庆新辑的《大鹤山人词话》以竭泽而渔为原则，从全国乃至境外公私藏家处寻找资料，寻求帮助。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我与传庆奔波于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嘉兴等地，艰辛劳累并满足快乐着的经历。新辑的《大鹤山人词话》于2009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得到了不少学界朋友的肯定。

今天来看新辑的《大鹤山人词话》，虽难免有遗珠之憾，但亦可称近于完备。传庆以此为基础撰写论文，自然取势较高。与辑校《大鹤山人词话》的工作方法相似，传庆对郑文焯的文献（包括词学之外）进行了全面查询整理，在论文撰写的同时完成了郑文焯词全集和郑文焯词学年谱的编纂。如果说传庆这部博士论文的优点的话，全面占有文献资料，可以说是突出之处。

传庆有着敏锐的学术眼光，可举一例说明。在晚清四大家的交往中有一件公案即郑文焯与况周颐的交恶，在民国初年的坊间多有传说。我在课堂上曾对此事加以介绍。传庆颇为有心，立刻以此为切入点，多方挖掘资料，加以辨析研究，写成《郑文焯、况周颐的交恶与晚清四大家词学思想的差异》一文，从两人交恶的现象揭示出他们词学思想、观念理论的不同，进而展示出晚清词学的一些重要特征。此文发表于《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引起一些专家的好评，如吉林大学博士生导师马大勇教授曾向我谈起他对此文的激赏。其实像这样发现问题、提出见解的例子在这部《郑文焯词及词学研究》中多有表现。

传庆毕业留校已经两年了，正值学业精进的青春时光，期待他有长足之进。

是为序。

孙克强

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