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张惠民，广东饶平人，1952年生，汕头大学编审、教授。1978年后求学于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有《宋代词学审美理想》、《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理想》、《春秋左传今读——人间一度春秋》。

序：让尘封的历史成为鲜活的文化

在学术上，应该说，我和张惠民先生还是有点“缘分”的。在来汕头大学之前，我就经常在学术刊物上读到他的文章，又因为他和我一个初中同班的同学同名，所以印象特别深。在来汕头大学的时候，我提出了“新国学”这个学术概念，至今响应者寥寥。我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行和一些研究西方文化的专家学者认为我是在搞“复古”，搞“倒退”，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专家和学者则认为我是在与“国学”唱反调，是从根本上反对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当然，因为人微言轻，更多的人认为它不值一哂则是更重要的原因。独有张惠民先生，作为一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而从一开始就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支持，并且在“新国学”这个名目下与我合作至今。这使我很感欣慰。

我想，我和张惠民先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在承袭的具体学术传统上也显然有所不同，但张惠民先生与我在学术上还能“谈得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很重视“阅读”，特别是对文化原典的阅读的原因。

中国传统教育可议之处甚多，但有一点则是值得重视的，就是它指导学生阅读的都不是教师自己的研究著作或当代人编写的教科书，而是文化的原典。到了宋儒，在佛家文化的挤压和影响下，开始重视“理”，重视文化的“理念”，但直至那时，他们都没有以自己的“理”，自己的“理念”代替对文化原典的阅读，而只是将自己的“理”、自己的文化“理念”贯注到对文化原典的阅读和阐释中。作为教材的，不论是“四书”，还是“五经”，都还是历史上的文化典籍。这在教育上所发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不论教师怎样努力将这些著作的价值和意义集中到自己所谓的“理”、自己认为正确的文化“理念”上来，但它们都不可能完全覆盖住这些文化典籍本身内容的丰富性，都给学生留下了独立感受和理解这些文化典籍的更大的自由空间。真正将“理”、将文化理念置于文化原典的阅读之上而给中国文化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的是从晚清开始的中国现代教育。那时教育的进步集中表现在教学内容的改革上，表现在充实进了大量西方文化的教学内容，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以文化理念代替文化本身的接受，代替对文化原典的阅读的倾向。从那时开始，我们文化界就有人热衷于争论“中国文化是什么？西方文化是什么？”这样的“大”问题。实际上，脱离开对中、外文化大量典籍的直接阅读和接受，这些问题只能归结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抽象理念上。有人说中国文化是精神文化，西方文化是物质文化；有人说中国文化是封建专制文化，西方文化是资产阶级民主文化，并且各自都从这些抽象的理念中形成了对不同文化的价值判断：总是一边是黑的，一边是白的。这种倾向也反映到对中国文化本身的研究中，例如将儒家文化概括为入世的文化，将道家文化概括为出世的文化，以为知道了这个区别就懂得了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岂不知它们都是有极为丰富的具体内容的，并不是一个干巴巴的特征就能概括得了的。实际上，那时真正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实际贡献的人，不论是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还是严复、胡适、鲁迅，都不是纠扯这些抽象文化理念的人，而是一些真正读过书的人，一些认认真真地阅读过大量中外文化典籍的人。现在我们说胡适和鲁迅是“反传统”的，实际上，他们之“反传统”，并不是比我们更不了解传统，而是比我们更了解传统。他们与前代人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不但阅读过大量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同时也阅读过大量外国的文化典籍。他们都不是仅仅记住了一两个抽象的文化理念的人。

我认为，凡是关心中国文化发展的人，都能够发现，这种将文化理念的作用置于文化原典的阅读之上的倾向，是随着当代文化的发展而愈演愈烈的。这当然也有文化信息日益丰富（所谓“信息大爆炸”），需要用一些文化理念对其梳理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因为我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当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界得到传播的时候，鲁迅首先忙着翻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著作和当时苏联的文学作品，而更多的人则是忙着挂招牌，抢口号，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文化概念就想把周围的人都打倒。这到了1949年之后，就造就了一批一批的革命大批判的英雄。他们恐怕没有认真地读过几本书，就去用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名目扫荡了世界文化，用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名目扫荡了中国古代文化。当然，最后，他们也扫荡了自己。实际上，直至现在，以为用一种文化理念就可以改造整个世界，用一句好听的口号就可以安定整个社会的人还是大有人在，而真正能够坐下来认认真真地读几本书的人却越来越少。不能不说，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阅读，就是首先要了解别人、理解别人。读《论语》，首先要知道孔子说了些什么，他为什么那样说而不这样说；读《老子》，首先要知道老子说了些什么，他为什么那样说而不这样说；读柏拉图、读康德、读马克思，读海德戈尔，读鲁迅，读中外历史上所有那些著名的文化典籍，都应该这样。先不要批判人家，先不要用自己的文化理念将人家撕成两半，说这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这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我们说尊重历史，实际就是要尊重历史上的人，尊重这些人的思想，尊重这些人在自己的历史条件下，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依照自己的需要独立地思考世界、思考人类、思考人类社会并以自己认为合适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权利。张惠民先生说要把尘封的历史变成鲜活的文化，这是第一步，并且是必要的一步。因为只有首先迈出了这一步，我们才能继续地往前走。

在这里，就有一个如何看待阅读、阅读原典的意义的问题。实际上，阅读、阅读原典，不论你自己意识到没有，都是将阅读对象个体化的过程，都是把阅读对象当作一个特定的个体而了解和理解的。只有将它当作一个特定的文化个体，我们才能够将其与其他文化个体进行重新的组合和研究。就拿儒家的“四书”、“五经”来说，其实在产生之初，它们原本就是各自独立的，原本就是不同人的不同的作品。到了宋儒，才将它们组合在了一起，成为儒家教育的固定的教材，也成了中国儒家文化的经典，但只要重视的是原典的阅读，而不是将宋明理学的“理”，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抽象的文化理念放在原典的具体内容之上，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诗经》本身并不是为了表现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而创作出来的，而是一部诗集，一部文学作品，它可以与《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组合在一起，也可以与屈原、杜甫、艾青、北岛、荷马、但丁、歌德这些古今中外的诗人的诗歌作品组合在一起；孔子在儒家文化传统中是个“圣人”，但当将他与老子、庄子、鲁迅、释迦牟尼、苏格拉底、伏尔泰、马克思、列夫·托尔斯泰这些古今中外的思想家组合在一起，他也不再是“圣人”而只是一个著名的思想家了；《左传》可以视为中国古代儒家的一部文化典籍，但也可以与司马迁的《史记》、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古今中外的历史学著作组合在一起。在这时，它只是一部历史著作，而不再仅仅属于儒家文化传统。有了新的组合，就有了新的研究，就有了我们当代中国的学术。这种学术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是可以不受古今中外这些固有的人为的界限所限制的。这就有了我所说的与“旧国学”不同的“新国学”。所以，“新国学”既不是复古的，也不是排古的；既不是媚外的，也不是排外的。而就是我们中国当代学术的本来的形态。

张惠民先生这部学术著作是在课堂上领导学生阅读《左传》这部经典著作时用的讲稿，他用更接近“通史”的叙述方式将这部编年史的著作进行了重构，并用现代白话文的语言形式将其叙述出来，但保留了原作者的思想视角和具体观点，同时也将原作的整体思想面貌和丰富的具体内容全部包含在自己的这部学术著作中。我认为，这对于当代读者直接地、直感地了解和理解这部古代的历史著作本身以及在阅读过程中不断积累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以达到自我成长和发展的目的，或许是更有好处的。——因为它没有用自己的主观意图和文化理念夸大了其中的什么，也没有以此遮蔽住其中的什么。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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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

2012年9月17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