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交流浪潮中飞腾起的“中华龙”（代序）

陈 洪

自从上世纪台湾歌手一曲《龙的传人》唱响，“中华龙”很快成为了一个既成的文化事实。海内外的华人绝大多数不假思索地认可了自己的身份标签：“龙的传人”。

但是，不同的意见也伴随而生。一种说法是：历史上，“龙”从来只是皇家的专用品，如“坐龙庭”、“龙子凤孙”之类，与“百姓”毫无关系；假如封建时代有人自称“龙的传人”，那肯定要获谋逆罪名。所以，“龙的传人”只是以讹传讹，既无史据，也无理据，应予叫停；另一种说法是：在西方，“龙”是喷火降灾的恶魔；我们自称“龙的传人”恰好迎合了西方妖魔化中国的需要，在西方普通民众中引起误解。所以，或者叫停或者放弃，或者改变“龙”字的译法。

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依据，并非信口妄议。但是，对社会的影响却是甚微。“龙的传人”久唱不衰。在很多传媒上，“中华龙”与“白头鹰”、“印度象” 、“俄国熊”是并称的象征物，“中华龙的腾飞”也成为宣传民族复兴的形象表述。原因何在呢？

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视角看，涉及到族群历史的传说或神话，其意象观念、图腾崇拜、传说故事一旦流行，就有“三人成虎”的效应，而且很快就会成为第二种“真实”。这时，任何试图厘清“真相”的努力都会成为唐吉诃德式的徒劳无功。更何况，“龙的传人”、“中华龙”之说的最终形成，本就有多重原因，也是一个历史过程的结果。

华夏文明的早期，本有多种动物图腾存在。中心地带的凤凰、燕子等都曾与龙并存，边缘地带则有狼、熊等。而龙图腾的社会文化内涵，大端言之，经历过四个阶段。秦汉之前，龙图腾虽为尊贵之物，但并未与君权、君位直接挂钩，豢龙氏、屠龙氏的存在说明尚有原始文化的遗存。秦汉之后，龙图腾渐与君权的关系密切起来，但仍处在两可之间，这从北宋乌台诗案中对“世间唯有蛰龙知”的不同解读可以窥见。而南北朝时期，随着佛典的大量译出，龙的形象中又加入了印度的、佛教的内涵，于是有了“龙王”、“龙宫”、“龙女”的衍生内容。而龙王也成为了道教及民间神仙谱系中的成员。到了明清时代，封建统治的专制程度大为加强，龙也就进一步与皇权联系在一起，成为皇室的专属形象。

从这一历史过程看，一方面龙形象确确实实与皇室君权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可以知道龙形象具有多义性，与社会的关联在不同历史阶段也具有不同的维度。而无论是否与君权相关，龙的主流形象都秉有神奇、高贵的特性。

这些，其实正是“中华龙”、“龙的传人”被认同的历史文化的基础。

而“中华龙”、“龙的传人”的说法最终被明确，被传播，被公认，却还需要一个契机，需要一个来自外部的契机。

十七、十八世纪，中外交流一度十分频仍。来自欧洲的传教士、外交官、商人、探险家们把中国的文化带回了欧洲。在这些异域人的眼中，龙无疑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形象。于是，当他们需要把中华帝国以及中国文化简单化、形象化地表述时，便很自然地选择了龙。于是，“龙”越出了当时帝王专属的使用范围，在“他者”的定义中，被成为了“中华”的象征物。开始的时候，这种他者定义并无明显的褒贬，但随着清王朝的衰朽，以及晚近中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龙的“妖魔”属性逐渐成为西方敌视中国的舆论中刻意强调的成分。

总之，“中华龙”、“龙的传人”本就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是在“他者定义”与“自我认定”的互动中定型、传播的。但其间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误会也同样反映了跨文化交流的困难。中国人之所以绝大部分很容易地接受了“他者的定义”，是因为文化传统中的龙具有神奇、高贵的属性。外国人之所以在妖魔化时很自然地使用了“龙”，则是一种“近似移植”的结果。这种各说各话的状态反而促使“中华龙”、“龙的传人”飞快地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完成了传播与接受的过程。

当然，时间不会凝固，历史持续在发展。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龙”的印记已经深深打在了我们民族的身上。其实，这个“LOGO”引发的联想，更多是依赖于相关的现实。所以，“中华龙”在民族之林中的“他者印象”，虽然有历史的因素，但更多地是中国在现实中的表现。如果我们真的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和平崛起，那么可以相信，中华龙一定将是全球几十亿人翘首仰望的飞腾于九霄的吉祥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