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开的花儿：请别先凋谢

——学术自述（代前言）

2004年9月5日，是我65岁生日。女儿送我一帧手绣的黑底红花书签，并附小诗：“白发妈妈/花样年华/火红玫瑰/书里安家”。捧着书签，心想学农业的女儿心地纯良，书签的象征性果然实在。是啊，评坛上的我，是个迟到者，虽苦读苦写却依然后知后觉。迟开的花儿，你可别先凋谢啊！

我搞文学评论起步甚晚。原先在大学教书（河北大学文艺理论教师），后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在《新港》（现《天津文学》）就职期间，才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写点小文章投寄《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艺报》以及各地文学刊物，当时已是40岁上下的人了。1980年春，自试评张洁创作的《道德与诗情》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竟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然而，应该讲，一直到由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于1995年初夏问世时，我仅仅是个业余作者而已。

提起业余写作，还是有说头的。1956年高中毕业，我因没能考上一流大学，就从上海到北京参加工作了，当时被分配到科普出版社做见习编辑。年仅17的我，因还没有选举权而被大编辑们爱称为“小盛英”。他们倾力地带领我、帮助我，使我迅速成长。在《学科学》杂志编辑部时，他们还鼓励我提笔写点“红药水”、“碘酒”之类补白性文字，以锻炼我文字能力。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我在《天津文学》做编辑时，应该讲是个相当“可以”的编辑了，既敢向大人物组稿，又能出点子；既能写点东西，又敢一写就向大报大刊投稿。这里的“可以”和“大胆”自然同《新港》主编万力的鼓励有关，而“科普”期间的熏染却已提前打下了基础。科普出版社出了许多中国一流的科普作家，如郑文光、郭以实等，这个印象太深了。编辑工作与业余写作原来是能协调好的。当然，文学评论的业余写作，已不同于写“红药水”、写“森林”那个样了。

可喜的是，我的业余写作遇上了改革开放——洋溢着理想和激情的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不辞辛苦地到处组稿，迎来编务、写作双丰收。在北京，因主编万力想念他延安“鲁艺”的老同学朱寨、冯牧、贺敬之，让我同他们联系，结果前辈们使我在京很快地打开局面，不仅请到冯牧来津演讲，《文艺报》主编唐达成还撰文解析《天津文学》，为刊物赢来声誉；同时，当时评坛先锋顾骧、钱中文、丹晨、雷达、张韧、曾镇南们也都看重我们的刊物，而成为刊物的积极支持者。在上海，我不仅找到复旦同班同学周介人，而且由吴亮牵头，让我同今日评坛精英陈思和、许子东（香港）、毛时安等相聚；至于后来我能撰写出女作家柯岩、茹志鹃、王安忆、王小鹰等的相关文章，不能不说是组稿活动起了媒介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正如查建英所言：“是一个人文风气浓郁、文艺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引领潮流的时期”（1）。中国作协自从恢复正常工作后，开办了多期被戏誉为“黄埔军校”的读书班，集合各地评论家对创作进行品评，以催促创作持续发展和繁荣。我参加过第二、三、四届茅盾奖长篇小说读书班，较大面积地触及文学现实，致使我养成了追踪文坛演变轨迹的习惯。其实，只要不忘掉潜入作家文本为评论者天职的话，适当地参加些相关的读书活动、文化活动、社会活动，对评论者开阔视野与思路而言，显然是有好处的，至少益大于害。20世纪90年代，我多次出席海峡两岸妇女界文化交流活动，参加世妇会NGO论坛，1999年又加入了中国妇女研究会，致使我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由陌生到有所了解，对中国女性主义的本土化也有了新的思考；新世纪以来，我认真地参与中国小说学会的小说排行榜活动，以及冰心研究会的研讨、讲座与评奖（海外的冰心文学奖）活动等，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我的文字，之所以能学院派和江湖派特点兼而有之，可能是同这种研读与适当社会文化活动的结合模式有关。也许，业余写作也有业余写作的优长吧。

当然，做编辑却迷恋于写作，自然地会被遭遇质疑。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我以既委屈又自信的心情提出申请：把职称由编辑系列改为研究系列，幸运的是，申请获准。假如说，文学批评对于我而言是同社会生活的对话，是自己心灵放飞的话，那么，文学研究对于我而言就显得沉重得多、心虚得多了；毕竟自己学术底蕴浅陋，凭一时热情和感悟，是难以写出经得起历史推敲的文字的。清楚了自己的底细，自尊好强的我，心态反而变得平和谦卑起来。随之，我决定扩充、调整自己的知识构成：努力补上以往虽喜欢却尚未真正涉猎的中外哲学史、各类别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人类文化学、宗教学、神话学、文化研究和脑科学等。在知识海洋中遨游，兴趣盎然，信心渐增。我读书时间和写作时间的比例一般是10∶1，甚至20∶1。如，为写《冰心和宗教文化》一文，由《圣经》开始，读了不少有关基督教文化的著作（包括外国人的译本、冰心同时代人的相关著作），还涉猎了一些佛教著作，该文终于厘清了冰心在圣灵降临时的叙事与抒情。具有文化底蕴的文章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我相信它的的价值。以往的业余写作倾于激情，但时入恍惚之境，今天搞文学研究可要既通文字更通学理了，研究、研究，重点应放在“究”字上，只有究尽了研究对象的内核、原委、结果，才可能结出可靠的精神果子。文学研究可不是一般的文学批评，研究的人只有不断地学习相关学问，深入审察研究对象，乃至反思自己研究途径和方法，才可能有所发现。作为研究员，我必须从头做起。

刚写作时，什么都写，写过天津作家及其作品的评论，甚至写过话剧——吴祖光《闯江湖》、苏叔阳《丹心谱》的评论，前者还荣幸地上了1981年的《中国戏剧年鉴》。尔后，兴趣渐次集中，集中在对女作家的评论和研究上，并由此开垦出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园地。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尤其对现当代女性文学的研究，由于其始终同政治文化相纠缠，相关女性文学自身特质的考察，反而变得既单调又复杂了；当下，随着后现代元素的急剧膨胀，女性文学率先趋于多元化，致使女性文学所出现的繁荣与困扰，让研究者更加无法轻松了。

《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的问世，可谓是我从事研究的开始，之所以说“问世”之后才是“开始”，是因为该著依然存留着业余写作时的种种不足；“开始”正是对这些不足的补正，以及进入新战略和新思路的开始。该著由我主编，乃系集体创作；从我所经历、所体味的集体写作而言，我以为它并非为研究事业的好方式，此后，我是不愿再搞此类集体行动的。当然，这不会影响我一贯的向先行者学习请教，对后来者奖掖携助的品行。该著刚出版时，受到过一些同行首肯，但总觉得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么热烈和热情，后来又陆续听到一些微词；正是不同的反馈，反倒让我从学术上作起自我反思来。回顾整整9年编写过程，尽管我们以女性意识为统领，专注地潜入其历史场景，追寻女性作家创作轨迹，揭示女性审美特征，初步梳理出了一个近百年女性文学发展演变的史略；但，其缺憾也是显见的：其一，对20世纪初、20世纪末女性创作的铺叙沦于疏漏和匮乏之境，致使文学史不甚完整。我特别感激山东大学郭延礼教授对该著乏于近代女性文学叙述的批评和补正（2）；至于20世纪末的几年，由于编写时间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止于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对20世纪90年代某些具转折性意义的女性创作，没能给予或单独列出或充分展示，留下了重大缺失。其二，该文学史所藉文化资源的有限、滞后，致使文学史的文学史观与性别观均流于清浅或简单化，纯属初创时20世纪80年代的水准。最近，副主编乔以钢撰文对该著文学史观的不足，作出了详尽而到位的论述（3）；她的论述对我那进化论的思维方式，以及过分赖于启蒙主义话语的局限性等有很多警示。其实，该著的性别观同样存有不少局限性，这也同样是我当时学术局限性的呈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性别观念未能及时地吸取当时已陆续输入的大量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尤其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而是停留在我国明末开始萌发、清末民初和“五四”得以发展的性别平等论；对外国女权主义的引入，也只是关注于20世纪20年代引进的瑞典爱伦·凯和美国纪尔曼的女权理论上；对英国伍尔芙、法国波伏娃、美国肖沃尔特女性主义理论的解析也相当表皮。一句话，当时我对性别差异理论虽有涉猎，但乏于领悟，更少识见；至于后来影响遍及于妇女理论界的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社会性别理论，也同它们有所疏离；结果未能将女性文学深层特征充分地揭示出来。《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无论在宽度上、还是在深度方面，可以说是“纵横地”不完整。

其实，各种派别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女性立场和视野，对男权中心文化的反抗与颠覆，确实具有巨大能量，而其对以往男女二元对立的本质主义思维方式又是一种质疑和反拨；事实上它为我国女性文学的多元发展，起了良性的促进作用。但，我在较长时间里却一直被束缚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子里，而影响了自己的眼界，甚至不敢承认西学对自己的实际意义。2001年12月，在香港举行的《性别与当代文学》研讨会上，我作了《女性批判：当代中国男作家的男权话语》发言，反响尚可；讲演结束后的现场交流，男性学人林树明问我：“美国女权理论家凯特·米利特对你有何影响？”我回答道：“我看过米利特的《性政治》，但我主要是研究了中国自己的，包括古代传统文化，才作了这个对男权话语批判的。”这个回答是实情，但到底还是隐瞒了《性政治》一书对我这个“批判”的重大价值。我是细读了《性政治》的，你若见到我读过的这本书，会看到其间的上百个眉批和夹条。《性政治》对人类文化中性别问题的“良性轰炸”，同样炸开了我头脑里的种种疑团，找到了男性“恐女症”、“厌女症”等的人类性根源，从而催促我去作这个“批判”。对于这个“催促”和“动力”，我理应正面承认与感激才是，但却自欺欺人地给予隐瞒和低估，这是为什么？原来是我“坚守本土化立场”的无意识在作祟，乃至到了作秀之境；该行为也反映了我在“体”“用”争论中所呈现的一种片面性和脆弱性。其实，任何文化的建构与价值实现，都须有异质文化作为参照系；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性别文化，更是难以离开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驱动，在此搞点“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也未尝不可。倘若对西学付之以轻忽，那倒反而会不利于本土化及其价值的实现。对这件事情的反思，终于让我在用心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以加倍的用心沉潜于西方理论了，结果颇有收获。后来，香港谭国根先生将香港会议发言集成了《性别、话语与文学中的自我：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面对的问题》（英文版）一书出版（4），我的发言也被收入。该著封底上刊有美国俄勒冈大学副校长云迪·拉逊的赞词，认为该著“以深入的历史知识和理论卓见，为正在全球化的性别研究及女性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中国焦点。”看到赞词，我更感到，女性文学研究，只要认真地直面于本国女性文学传统以及当下女性文学创作实际，真切地整合中外性别文化理论的诸多资源，走融合之路，必能将“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而通向坦途。

今年（2010年）春夏之交，读到周有光老人近作《朝闻道集》，其间提出的“双文化论”和“国际现代文化论”（5）更让我豁然开朗，不愿再僵化下去。他认为，“目前每个国家都生活在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而“国际现代文化”正是“世界各国所‘共创、共有、共享’的共同文化”。是啊，中国女性文化不正是种“双文化”？不正是“国际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女性文学研究倘若再拘泥于“体”“用”之争，本土化和西化之争的话，那只会跌入自造的陷阱；当今，国际化视野是极为迫切和重要的。

就世界而言，二战后、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人类文化思想的演变逻辑、发展路数都已发生根本性变化：西方文化的基本意识形态——人文主义与罗格斯中心形而上学面临了严重危机，解构主义思潮让人们从现代乌托邦理想中走将出来，而各国思想家们则都在思考与探索人类精神的出路与通道。对于如此观点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真正关注，我是相当滞后并犹豫徘徊的；尽管我较早地接触过对解构主义颇有研究的、著名诗人郑敏先生（因要执笔女性文学史中有关她的章节，我曾访问过她，还在她家吃了饭；后因她丈夫童诗白教授同我丈夫同姓，我俩又一起拜望了这对贤伉俪），并读过她给北师大外语系编写的《解构主义论文六篇》讲义（6）。当时，我因觉得该理论晦涩难懂而望而生畏；尤其读到郑敏1986年春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一次会议后同德里达的对话，就更让我不敢太“解构”了。郑敏问德里达：“在全力以赴的解构之后，有没有考虑文化建设问题？”德里达道：“眼前只能解构，因为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完成”“至于未来可能要建设”“那是未来人的任务”。啊？当时的郑敏都疑惑，如此地解构下去，会不会“陷入泥沼，前进不得”（见《解构主义与文学批评》）？那么，对于我这个理想主义尚未彻底动摇的人来说，反而就更加恐惧解构了。20世纪90年代前中期，我还旁听过两次由王宁主持的关于后现代的学术沙龙，对一些把什么都往后现代大口袋里装的见解，我也不敢苟同。总之，进入21世纪前，我对整个后现代抱着较为谨慎的立场和态度；至于对后女权主义，则一方面惊叹她们解构男权中心文化的震撼力，一方面又觉得她们过于颠覆现代性、过于解构启蒙话语，认为是很难行得通的。就这样，刚进入新世纪时，我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昨天、今天和明天》（7）一文中，用了王岳川的话：“后现代主义不是人类的归宿，它仅仅是世纪之交人类精神价值遁入历史盲点的‘文化逆转’现象”“我们大可不必在中国推进后现代主义”来代表我当时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随着中国大陆对几位后现代代表人物如福柯、克里斯蒂娃、德里达等研究的深入，以及他们自身的变化或转型，近几年我对后现代的模糊看法似乎有所改变（当然，这同后现代本身就是个“模糊的思潮”也有直接关系，“模糊的思潮”提法由法籍华裔哲学家高宣扬所言）。我喜欢读同大师们有过直接接触的研究家的著作，如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克里斯蒂娃：当代女性主义的典范》（论文）、陆扬《德里达的幽灵》等就让我颇为出神；我也看重造诣深厚、能贯通中外哲学史的哲学家的意见，如张世英的论文《“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与超越》《哲学的转向及其影响》《阴阳学说与西方哲学中的“在场”与“不在场”》等（8）更让我回味再三。这些专著和论文，让我明白了，后现代主义孕育于现代性之中，它为现代性提供着反思，因而它是从现代性内部突破现代性的一种创造力量；它并不打算终结现代性，经过后现代洗礼的现代性也许会得以更好的发展和超越吧。不是吗？像福柯，他就是在对传统主体论的系谱学批判中，建构起了他的生存美学；他并非只会否定和破坏，他的生存美学正是引导人们走出现代困境、创造自身幸福美好生活的实践原则。至于德里达，他的晚期作品，一则提出要回归具有开放精神的希腊传统，二则举起了公正和正义旗帜，三则宣布解构主义是运行在马克思主义传统里的一种马克思主义精神。看来，他已经进入了他曾经不齿的乌托邦里去了。对如此的后现代，我果然不再恐惧，并感到可吸取其彻底的批判精神、不断自我超越的精神。当然，后现代对普遍性的否定、对整体性的否定、对理性的否定，自有它的片面性，既不必全盘接纳也须保持警觉。

具体到自己受西方后女权主义影响的状况，我想，可以说是：不大亦不小。2004年我把一部论集命名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实在是颇具意味的。当时，因写了一些批判男作家男权话语的文章，感到再也不宜仅仅赋诸女性文学称谓了；此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比较倾于借鉴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某些理论来剖析性别问题。很多女性批评家喜欢运用艾莱娜·西克苏（1937—）的躯体写作理论，而我却更喜欢露丝·伊利格瑞（1932—）的女性系谱理论，近几年来又喜欢上了朱莉亚·克丽斯蒂娃（1942—）的超越性别理论、倾向于女性的个体性、人性研究的思路了。

伊利格瑞本是著名精神分析学学派领袖拉康的学生，但她却造了自己良师益友的反，扬言：精神分析是父权制的，是阳具中心主义的，而不能充分认识到母性的或女性的性欲所扮演的角色；1974年，她终于因为坚持女性立场的著作《他者女人的反射镜》而被拉康的学派开除，成为学界中的一个轰动事件。正是伊利格瑞批判拉康的理论，让我对一些女作家如冰心、安娥性别意识的辨析做得比较到位，得到了一些学人的运用或肯定。伊利格瑞提出的建立母女继承制、找回女性系谱，让我更感到亲切；以前我总想把中国女性文学史由古到今地串起来，但后听说已有人在做了，于是就特别着意于对女作家作品中女性形象系谱的寻找，觉得找回了它，才可能有助于女性自我内在性、超验性的重铸。

克丽斯蒂娃因为担心女权主义存有被主流话语同化的可能，一向拒绝将自己称为女权主义者；然而，这并不影响她成为当代女性主义的典范。克丽斯蒂娃以符号学著称，其实，她同伊利格瑞一样并不完全赞同拉康有关“想象态”与“象征态”的学说；只是她巧妙地以她个人术语——“符号态”来取代拉康男权式的“想象态”，结果让人觉得她规范了拉康学说；殊不知，她的这个符号态实际上是母性意义上的符号态，是作为破坏父权象征的创造性力量而存在的。克丽斯蒂娃习惯于超出两性关系范围研究妇女解放问题，她以研究人类整体文化的根本性质及其深层次矛盾作为自己方向；就此，她研究欲望时，除快感欲望外，发现人性中还有一种追求意义的渴望，而人的自我的内在性、超越性，正是由这种对意义的渴望所形成的。再就此，她研究人性，认为女性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女性“人性”特征及其社会文化性质中找到答案；通过对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女英雄、女圣人、才女心灵世界的探测（著有女性天才三卷本《阿伦特》《美拉尼·克莱因》《柯列特》），她发现了人性的纯洁性、高尚性和无限创造性，而女性的人性，因为“爱”的因素果然高于并优越于男性。再再就此，她进一步对人的个体性进行研究，既重视人的多元异质化情状，又认定每一个女人的个体性（包括个人价值、个人经验、个人情感、个人智慧）都是独一无二的。2009年初春，克丽斯蒂娃受法国方面委托，为了解法国文化在中国传播情况再次来到中国，在好友高宣扬邀请下，她在上海同济大学作了《一个欧洲女人在中国》讲演，演讲中，她再次强调女性的个体性特征，以及不可取代的尊严（这个观点在她专著《独自一个女人》中有详尽阐发）。克丽斯蒂娃对女性人性的表彰，对女性个体性的强调，是我所特别认同的，这使我再次感到，新时期以来中国女性文学沿着“人—女人—个人”前行的路子，是条康庄大道。近日，刚草就的《转型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自我》一文，就表达了这个思想。我以为克丽斯蒂娃许多思想为新世纪人类精神、尤其女性精神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理论基础，我愿意深入地研习它。

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我以为也颇具自己的个性特色。其一，在儒、道、释三种文化中，我并不青睐于儒学，而对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行为法则，却心悦诚服。其二，近十几年来对远古文化、神秘文化产生了兴趣，并开始研究起中国女神来。

可能是因为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思想的影响吧，我较长时期将儒学看成是统治阶级统治之术的重要理论资源，以及是某些道貌岸然者的道德面具。前段时间，据说清代学者廖开说过：“‘五经’无‘真’字”，今人李慎之请人用电脑把“五经”检索了一遍，果然也没找到一个“真”字，此时，我觉得鲁迅有关旧意识形态“瞒与骗”的说法，终于挖到了根子；于是，对将儒学视为宗教的潮流也热心不起来。当然，儒学的正面价值，我还是赞许的，否则，当我为铁凝《笨花》撰写评论时，就不会对主人公向喜的儒家仁义作出注释，并论及《孟子》和《大学》了。儒家文化，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决不宜因自己的喜好而予以轻忽或蔑视。关于知识分子为人处世的“儒道互补”法则，我就更认可了。当我评述台湾女作家罗兰散文中的哲理名言：“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时，自觉颇为得心应手（见《“属于秋天”的作家——罗兰》）。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功之道与快乐之道，财富之道与文化之道，待人之道与自处之道，总是围绕着入世和出世的互动互补关系——“儒道互补”之径运转着，并形成一个圆象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总“以圆为象”，知识分子难以走出这个圆象。

记得，1996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女性文学研讨会上，我同女作家徐小斌会下的交流，对我影响不小。她说起中国有许多玄学很有意思，除佛教外，比如姓名学、数术都能激发起她的灵感。之后，我为准备《亲吻神秘——谈徐小斌小说和神秘文化》一文时，竟然静坐在天津图书馆好几天，翻阅厚厚的神秘文化大词典。当时，尽管对数术没太注意，但后来在网上读到庞朴《“三”的秘密》时，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中国人爱讲四方、五行、九鼎，我却不知古人也十分看重“三”这个数字：“数始于一，终於十，成於三”，“成於三”的思想是很能解决问题的。2008年底，我为《文艺报》写《融合之路：女性文学三十年》，论及女作家性别与超性别相融合的创作视野，反响不错；我自以为正是对“三”字的运用，才使文章出了彩。数术之学，在中国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个“三”字，竟然让人们从二分世界中解放出来，这样的传统文化难道不值得骄傲吗？

1998年底，在为首届中国当代女性文学建设奖获奖作品作评点时，我很欣赏林丹娅的神话原型批评；尔后，自己也想对中国女神做点研究；曾向丹娅请教过看哪些神话学书籍，但因忙于其他作业，一直未能及时开工。直到2005年后，我才花了一些时间泡在中国神话世界中，读了一些远古史、考古学的书，断断续续地写了一组“我看中国女神”的文章，已完成七位女神——创世母神女娲和西王母、自由女神嫦娥、坚韧女神精卫、爱神瑶姬和盐水女神、美神洛神等的写作，有的已发出，有的待发；我会再写一些，并搞出一篇理论性文章来，论及中国女神与中国女性文学的关系。女神研究可能是女性文学发生学研究的一个品种，极有味道。以瑶姬为例，当我得悉她主动求欢“愿荐枕席”时，就很自然地联系到当今女性争取性权利的情景，并对男权文化话语“渴望强奸”给予批驳。我准备完成这组女神文字后，将近五六年来的论文结为集子，并已为它起好书名《女神·女性·女性文学》。你看，行吗？

为了在“双文化”照耀下再夺成果，我多么想再写、再写……真的能再作坚持？我毕竟已是年过70的人了。只是，我对自己生命的坚韧性，较有自信，愿再坚持写下去。在快结束本文的时候，让我插进一个我生命经历中同马车相撞的惊险小故事吧。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因公去天津美院办事，中午回家途中，自行车从金钢桥下坡后，正好遇上一辆在向右边拐弯、载有好多粮食的马车，我被撞倒在马下，自行车飞了出去，只见马的前蹄向上腾跃，还吼叫一声，我迅速地从马下逃出，马也仁义地绕开了我。一下子警察赶来，还围上二三十人，我找到了自己的自行车，懵懵懂懂地对警察说，我没事，让赶车的老乡走吧。围观者很不理解我的放人，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害怕与疼痛了，咬着牙骑车回了家。第二天清晨，咳出了一口鲜血，但去医院检查，却没发现什么问题。我骑车技术差，经常摔跤，但又总是有惊无险。有了这些大难不死的经验后，我发觉自己生命力挺顽强，自信生命的坚韧性能让我这迟开的花儿，不至于马上凋谢。

注释：

（1）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7页

（2） 郭延礼教授不仅在《文艺研究》2007年12期撰文《二十世纪女性文学研究中的一个盲点》指出拙作所存问题，并亲自编写《中国近代女性文学史论》（已列入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全面地阐述近代女性文学的四大群体和三大特色。

（3） 乔以钢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观的初建及其反思——以〈浮出历史地表〉和〈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3期）一文提出，《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文学史观的不足有四：其一，在处理性别、文学、历史三者之间的关系时，对文学生产及其内部构成之复杂机制的认识注意不够；其二，文献材料的运用，时或存在理念为先的倾向；如在将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立场与性别视角相结合、显示女性创作独特性的过程中，对女作家及其创作文本进行筛选时往往“更乐于张扬‘女性’解放、凸出和扩张的状态，而对‘女性’平常、萎缩和沉沦的状态兴趣不大”（该“引文”出自陈飞《二十世纪中国妇女文学史著述论》，《文学评论》2002年4期）；其三，以进化论思维建构中国女性文学史框架有简单化之弊。进化论的思维方式尽管支撑起了女性文学史叙事的总体框架，但难以充分顾及女性文学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各女作家个性，甚至会出现将历史的延伸同某种理念（如女性意识）的演进生硬地联系在一起的情景；其四，对“女性真相”的追寻、对女性特质的理解，流露出一定的本质主义色彩。

（4） 《性别、话语与文学中的自我：中国大陆、台湾及香港面对的问题》英文版Gender,Discourse and the Self in Literature：Issues In Mainland China,Taiwan and Hong Kong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该书作者包括我国大陆的郭淑梅、何嵩昱、金燕玉、林树明、乔以钢、盛英，台湾省的邱贵芬、宋美华，香港特区的罗贵祥、谭国根、黄丽明、杨素英、叶少娴和加拿大的李翠思。

（5）见周有光：《朝闻道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93-110页

（6）郑敏的《解构主义论文六篇》内含：一、解构主义与文学批评；二、两种文学史观：文学的和解构的；三、自由与深渊：德里达的两难；四、汉字与解构阅读；五、20世纪大陆文学评论与西方解构思维的撞击；六、保罗·迪曼的解构观与电影《红高粱》。

（7）盛英：《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纵横谈》，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8）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克里斯蒂娃研究论文载于《法兰西思想评论》第4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9年。陆扬著：《德里达的幽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张世英著：自选集《羁鸟恋旧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写于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