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通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是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的一门交叉学科，旨在探索和阐明人类跨文化的交际规律，增进人类的理解合作与和谐共处。本书即为我国在该领域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广涉跨文化交际学原理、人际交往的一般规律、语言与体态语言交际、现代商业谈判策略、出国留学与求职等专题。全书构思奇特，资料新颖丰富，文笔生动流畅，实例真实感人。可供外语外事部门、外企工作人员，以及准备出国留学求职的广大读者阅读，也可作为跨文化交流专业教材和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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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传通学（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又译“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交际学”等，是20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西方的一门交叉学科。特别是在美国，由于对外战争如越南战争和国际交流的实际需要，催生出来这一门跨学科研究。它是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与传统的交际学之间新的联姻的产物。它注重于人类不同文化的环境、习俗、心理、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等层面的认识，力图了解和说明人类的交际规律，旨在增进人类的理解合作与和谐共处。最早的著述包括爱德华·赫尔（Edward T. Hall）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隐秘的维度》（The Hidden Dimension）、《超越文化》（Beyond Culrture）三部有影响力的著作。此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形成一个现代学科的基本规模。
迄今为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跨文化传通学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涌现了一批很有分量的论文、专著和教材，出版了各种语言的刊物。目前，欧美许多学校都已经开设了专门的课程，并有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授予。另外，世界上不少国家还成立了国内的和国际间的专门组织和研究机构，定期或不定期地召开专门会议，进行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可以说，跨文化传通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已经成熟，对于改善个人的人际关系、提高社交生活水平，以及促进国家与集团之间的外交关系、对外联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我国的跨文化传通学是从国外传承而来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有几部书籍问世，包括胡文仲的《文化与交际》（1994）、关世杰的《跨文化交流学》（1995）、林大津的《跨文化交际研究》（1996），以及本人的《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1996）等，引起了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浓厚的研究兴趣。目前在部分高校已开设了这门课程，有的作为和语言学、文学、翻译学相并列的第四专业来开设，有的则是选修课程。在组织方面，我们成立了全国性的“跨文化交际学会”，定期召开国内或国际会议。我们的努力包括，一面认真而系统地翻译介绍国外的有关教材和研究专著，一面汇集国内有关专家学者，进行讨论和研究，出版了多种专著、教材和论文集。在学科建设方面，跨文化传通学正和媒体学、新闻学、文化研究、翻译学、影视学等相邻学科相联系或相结合，交叉研究发展迅猛，成就卓著。可以说，通过对这门新兴学科的理论准备和学科准备，我国的跨文化传通学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速度和研究规模，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我于1988年至1990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留学，在交际系（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师从国际跨文化传通学大师约翰·康敦教授，系统地学习了有关课程。我的导师康敦教授诙谐幽默的风格和灵活有效的教学方式，对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康敦教授与约瑟夫教授合著的教材《跨文化传通学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The Bobbs-Merrill Company, Inc.），是这一领域的奠基性教材，其基本内容至今仍未过时。据国外学界评论：
“康敦和约瑟夫二位教授此著非同一般，我们认为这是跨文化传通学这一极为重要的学科领域内第一部全面的导论。在此之前已有几本书涉及跨文化传通学的若干方面，诸如大众传媒、跨国交际、非语言行为、与个别文化的交往，以及文化与亚文化等。近来我们方才看到专门论述跨文化传通的文章纷纷发表，其中有些已汇编成读物出版。但尚无一本书试图为研究文化与交际的学生提供可以构成跨文化传通学的诸多论题和研究基础的扎实的背景知识。……《跨文化传通学导论》乃是该学科领域内第一部开拓性的著作，非常成功，因此我们认为，本书对于跨文化传通学未来多年的发展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作者译自本书英文版编者前言）
我早在西安工作期间，就曾率先开设过此课程，并利用课余时间，参与翻译了澳大利亚学者艾伦·皮斯的《体态语言》，出版了专著《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发表了《跨文化传通学的现象学模式释义》等论文。世纪之交到南开大学以后，继续给研究生开设过此课程。考虑到该学科的特殊性和外语本科学生的接受特点，其授课方式大约是讲座、提问、讨论、阅读，而考试方式则是论文、开题、报告、写作。由于这门课的内容新颖、方法灵活、效果显著，受到了广大学子的好评。在全国英语教学指导委员会赴边疆宣讲团的活动中，我也在云南地区讲授了有关跨文化传通的知识和原理，希望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和了解。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兴办孔子学院，促进了这一新兴学科的快速发展，而国家汉办在南开大学设立跨文化研究和培训机构，我也在其中出了一份力量，每年都给被派往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院长和对外汉语教学人员作专题报告，讲授跨文化传通学的知识和技能，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关于这门新兴学科的学科定位，国内一般视为外语教学中对学生跨文化传通知识的传授和国际交流能力的培养，我个人更倾向于将其视为归属于广义的交际学的活动。我希望它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研究人类的交际行为和心理模式，促进人类的相互理解与世界和平，为个人、企业和国家外交提供对外交流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咨询。在当前西学东渐之世界潮流前奔后涌，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之风头日益强劲的形势下，跨文化传通学必将和对外汉语教学、翻译研究、典籍外译、孔子学院等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项目一起，互为条件，相互促进，成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如前所述，本人曾基于国外所学与个人长期观察，著成一本《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于1996年在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15年之久。这本书作为这个学科全国最早的书籍之一，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我只参加了2000年在深圳大学召开的跨文化传通国际会议，当年就离开了西安。现在，这本书要以新的面貌进行修订重新出版，还纳入了国家汉办的跨文化研究项目，使我有机会重新审视多年以前的作品，也有机会重温在国外留学的旧梦。为了保留当时的通俗化的写作风格和本书基本的知识结构，除了知识的更新和个别字句的变动外，在正文内容上未作太多的变动，主要是添加了一些新的重要的例证和深化性论述，同时插入了若干引文，扩大了论述范围，增强了可读性和学术性。为了和项目名称保持一致，在原书名前增加了“现代”二字，遂成现书名《现代跨文化传通：如何与外国人交往》。又将早年的论文《跨文化交际学的现象学模式释义》加以充实提高，附在全书之后，以供进一步研究之用。这篇文章连同其中的示意图，具有现象学的哲学基础和这一学科基本原理的奠基作用，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没有正式全文发表。原来书前的小引已经过时，改作目前的前言；而书后的后记稍作修改，仍然保留基本的面貌。最后，还想说明一下：如果说对于自己感兴趣的学科，往往是一本专著加一篇论文，就反映了我在那个时候的治学习惯的话，那么，这里的一本修订的书，再加上一篇修改过的论文，就权作是我在跨文化传通学领域的一份贡献了。
总序
对于人类文化的多元存在，有两个影响甚大的宿命预言：一个是《旧约》的“巴别塔”说，一个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说。
“巴别塔”之说谓：大洪水过后，诺亚的子孙逐渐遍布天下，他们一度对上帝有所怀疑，便决心合力建一座塔，塔顶通天，以显示自己的力量。此举惊动了上帝，上帝不允许人类怀疑自己的权威，就改变并区别开了人类的语言，使他们因为语言不通而无法协力，高塔也就中途停工。这一宗教传说颇有象征意味。除了揭示出语言对于文化交流至关重要的作用外，更借“上帝意志”作出了对人类文化隔阂无法打破的宿命预判。
亨廷顿则是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则是无法避免的。这种乌鸦嘴式的预言当然是不受欢迎的，但进入21世纪后，事态的发展却好像在为他做着背书。
但是，宿命真的是无法改变的吗？已经能遨游太空的人类对于文化困境真的只能束手吗？
毋庸讳言，两个预言讲出了重要的事实，但是，讲出的只是事实的一部分。事实的全部是：人类的文明史始终是在文化隔阂与文化交流的双向过程中前行，同样也是在文明冲突与文明交融的双向过程中前行的。
梁启超曾综括华夏文明的历史，指出在两三千年的历史中，“跨文化交流”始终是文化创新、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重要契机：“我中华当战国之时，南北两文明初相接触，而古代之学术思想达于全盛；及隋唐间与印度文明相接触，而中世之学术思想放大光明。”他还预言20世纪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结婚之时代”，而“彼西方美女，必能为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其实，推而广之，异质文化的交流是人类文明史普遍的现象，其积极作用也如同在华夏文明史上一样。
时至今日，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完全地闭关锁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地球村”中，文化的接触、交流只能是越来越频繁。对此，主动地参与，积极地推动其良性发展，既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们的责任，也是地球村每位“村民”的义务与责任。在这方面，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孔子学院无疑是一项影响广远的创举。南开大学不仅是美洲大陆第一所孔子学院（马里兰大学孔子学院）的合作伙伴，而且是国家汉办“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与培训基地。基地整合南开大学各有关学科的学术力量，一方面培训师资，为全球孔子学院提供服务与支撑，一方面围绕“跨文化交流”开展学术研究。这套丛书就是基地同仁们研究的成果。
中华古老的经典《周易》讲得好：“天地睽而其事同也”，“君子以同而异”。承认差异，积极沟通，保持、产生勃勃的生机——古人尚且能认识，我们只应比古人做得更好。
当然，差异是永恒的，“天堑变通途”、“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可能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但美好的理想给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它不能抵达，它却可以趋近。正如同“通天塔”永远不能抵达神秘的苍冥，但多垒的每一石、每一砖却都能使我们更靠近那璀璨的穹庐。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为跨文化交流作出毕生努力的叶嘉莹先生日前填词《水龙吟》云：“正学宏开，东西互鉴……待如椽健笔，长虹绘写，架茫茫海。”范曾教授唱和曰：“且追随精卫，衔枝填取，莽苍苍海。”这也正是南开同仁们共同的宏愿。
为此，我们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编写了这一套小书；为此，我们将持续编下去，并努力编得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