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伯苓全集》(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编辑李力夫、杨丰坡、李佳的工作手札中，《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看到这样一句话：“这是迄今为止搜罗张伯苓资料最为完整丰富的一部图书，也可以告慰伯苓老校长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所首创的南开系列学校，借助国家复兴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春风，开枝散叶，也有了空前的发展与进步。”这部历时3年之久制作的《张伯苓全集》共分10卷，全书按体裁、内容类别和时间次序编次。所收录的档案文献资料主要包括张伯苓各个时期的著述、函电、公文、言论、图片及其他相关资料等。《全集》550万字的总篇幅中，有一半以上的档案文献资料为首次披露，不少新发掘的档案资料正式厘清了一些事件的真相，纠正了以往的一些史实性错误。

搜集多地档案馆“土文物”

选题最初提出是在2012年10月，当时南大出版社第一事业部的编辑莫建来和李力夫从天津市档案馆处获悉，该馆有一批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系列学校主要创办人张伯苓的档案资料，规模大约100多万字，而这些档案资料一直处于尘封状态。于是两位编辑提出要做一套《张伯苓档案资料汇编》的想法，社长孙克强听罢在选题会上建议把文章做大，在这批档案的基础上进行扩充，做成一套资料涵盖更全面丰富、社会影响和市场冲击力更大的《张伯苓全集》。

谨遵业界专家和南开大学校领导的嘱托，2014年3月25日，《张伯苓全集》编委会在校办公楼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南开大学校长、《全集》主编龚克主持会议，成立《全集》编委会，项目进入实质性的编辑阶段。

既然是《全集》，就要广泛全面地搜集材料。为了保证这部大书的编辑出版质量，突出《张伯苓全集》的系统性和权威性，参加编纂的编辑和校史研究会成员先是遍查天津市档案馆近100万字的珍贵档案，后又沿着当年张伯苓的足迹，到北京、上海、重庆、四川、湖南、湖北、云南、黑龙江、辽宁、吉林等地，以及美国的相关档案馆、图书馆，搜集了大量的档案、图片和文献。

校样摞起来近两米高

随着资料的收集，在社里的编辑同时用了大半年时间对资料及时进行辨析、整理、加工、点校等工作。最终于2015年3月初，《张伯苓全集》形成首次定稿。

“此后的半年，我们便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文字审校”，李力夫说。《全集》中的公文函电部分原稿多为手迹,其中涉及多人笔体，有些以草书、行书等写成，极难辨认。加之原稿中大量的错字、衍字、漏字及古字、俗字、生僻字都要进行处理,有的改为通用字，有的则需要保留原貌。因此，审校过程的劳动强度可想而知。这期间，南大社项目团队出台的包括“编辑体例”“内文编排顺序及要求”“正繁异体字注意字表”等涉及审查规范、编辑规范、加工规范方面的体例就有十几个。这些体例采取随时发现、随时以“续例”制定的方式，及时下发给各分册编辑参考借鉴，从方方面面做好《全集》内容上的正规化、完善化、严谨化。

制定这些规范，对于后期编辑处理书信标题称谓不统一、正繁异体字等现象起到重要作用，比如致张学良的信，就有“致张学良”“致张汉卿”“致毅庵”等。有的人名中的异体、繁体字，不宜改，如书稿中涉及的晚清文字学家吴大澂的“澂”虽同“澄”，但却不可改。还有些误字可以不改，如《全集》第二卷中言及河南商丘多写作“商邱”，应属误，但后经查，是因清朝雍正三年(1725年)，上谕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要加旁为邱，从示避孔丘讳，地名字亦作“邱”，故凡遇“丘”因避讳而添笔画改为“邱”者，此习延续至民国初年，故书中会写作“商邱”。对于这样的细节，编辑们反复查证字典、原始文件，请教语言专家、历史学家，都在审稿过程中做了保留，并进行注释。

每一校次都是编辑与编委会专家轮番核对，反复多次地核对底本，订正句读，审慎缜密，以求将差错减少到最低，标红随着校次的增多越来越少。到2015年8月底《全集》终于定稿,期间审校次数达到13次，“校样摞在一起,竟有近两米高，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的艰辛。”李力夫一边说一边比划着超过自己头顶的高度。

集全校之力出版精品

2015年9月中旬，《张伯苓全集》终于形成“清样”，正式进入印制环节，出版社又制定了《印装顺序统一要求》和《印装质量要求》，把好编辑出版环节的最后一道关。这一部《全集》得以在南开大学校庆时作为厚礼祝寿，是汇集了南开系列各校、天津市档案馆、天津张伯苓研究会等单位和业界权威专家各方努力而成。

编委会在资料征集、作者队伍组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切实有效的统筹和协调工作，为《全集》编纂工作高质量、高时效地完成起到了保障作用。莫建来对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有一位《全集》副主编，长年从事张伯苓资料的整理和相关研究工作，是知名的校史研究专家。由于早期已独立编纂了一部6卷本的《张伯苓文集》，并准备在北京某家出版社出版，后在校领导多次耐心劝说下，他终于放弃了单独出版《文集》的打算，携书稿充实到《全集》之中。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为直观、形象地反映张伯苓老校长波澜壮阔的一生，《全集》在各卷正文之前均设彩色插页8面，共收录珍贵历史照片及关于张伯苓之珍贵历史文献的掠影约200幅。这些图片极其珍贵，其中不少是首次公之于世，因此在撰写图片说明时，编委会不仅要参照一定的历史事件，而且要仔细观察图片细节，还要求整理者将所有书稿的原始文献(如著作言论部分的文章最早刊处，公文函电部分的原件复印件)提供备份，以便编辑依据原稿进行校对。这些环节，都离不开社内排版、校对、编务等工作人员和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相关历史研究单位以及外审专家的通力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