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这样赞誉他：“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器官——大自然为了诗歌，为了表达无尽的‘田野的哀愁’和对世间一切生物的热爱以及人们所最应得到的仁慈，而特意创造的一个器官。”

叶赛宁生于乡村，9岁开始写诗，15岁已写出传世之作，19岁发表作品，从而成为俄罗斯诗坛上一颗璀璨的新星。

十月革命时，年轻诗人怀着狂喜写下许多歌颂革命的诗篇。虽然他歌颂革命，但并不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随着革命形势深入发展，他的思想同现实产生了尖锐矛盾，公开表示自己与要求艺术家无条件服从政权的制度不能相容：“我很忧伤，因为历史正经历着一个扼杀活人个性的可怕年代，正推行着远非我所想象的那种社会主义。我的心灵疲倦极了，为周围发生的一切而惶惑不安，没有任何语言能表达我此刻的痛苦思绪。”

由于内心痛苦，叶赛宁曾经放荡不羁。1922年出国旅行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契机。通过西方社会同苏联的对比，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也加深了他对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的认识。回国后，一度沉沦的诗人终于从思想危机中解脱出来，写下一系列光辉灿烂的诗篇。然而不幸的是，叶赛宁没有得到谅解，他的优秀作品并未受到应有重视。一些人抓住他的缺点、错误死死不放，认定他是个酒鬼、流氓和颓废派。诗人受到沉重打击，满腔热情被泼上了冷水。再加上几次婚变，精神痛苦不堪。1925年他从莫斯科迁居列宁格勒，决心开始新生活，却因抑郁症发作，自缢身亡，年仅30岁。

叶赛宁的弃世，使一向十分爱惜这位年轻才子的高尔基悲痛万分，感叹道：“叶赛宁来到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晚了，或者说实在是太早了。”

诗人的确生不逢时。在他死后，苏联共产党批判他为“颓废派”。为肃清其“流毒”，一场批判“叶赛宁情调”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展开。党中央认为这是一场严肃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并与之争夺广大青年的斗争。从此叶赛宁的诗歌作为“毒草”，被禁长达三十载。

直到50年代中期，苏联文艺界终于迎来“解冻”的春天，叶赛宁才得到较为公正的评价。他的作品一再出版，成为俄罗斯人民案头必备的经典著作之一。

我国从1922年开始，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如鲁迅、沈雁冰(茅盾)和蒋光慈等便在报刊杂志上谈论过叶赛宁。1927年蒋光慈最先翻译了叶赛宁的几首诗。随后陆陆续续有多位名家，如沈端先(夏衍)、戴望舒、常任侠、黎央和戈宝权等都曾译过叶赛宁的作品，这样一直持续到1947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全盘“一边倒”，苏联将叶赛宁打入另册，我国紧跟“老大哥”，也把这位杰出诗人视为异己。甚至到了50年代，叶赛宁在他的祖国已经恢复名誉并获得极高声望，他的诗集再度成为畅销书，而我国依旧对他讳莫如深。因此50年代前后成长起来的中国读者根本不知叶赛宁为何许人。直到80年代，长期被禁锢的思想终于冲出牢笼，全国各地出版社争先推出叶赛宁诗歌的中译本。

在“叶赛宁热”的80年代中后期，我和我的先生着手撰写他的传记，试图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影响巨大又颇为复杂的诗人，展现他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探讨他那曲折的心路历程，将他的生平与创作有机联系起来，研究其诗歌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艺术特色，并折射出叶赛宁所处的那个时代。

然而《叶赛宁传》的出版却经历了漫长过程。第一稿完成于1989年5月，送交出版社。出版社却要求必须交纳出版费，我为之愕然，二话没说，转身便离开。

书稿虽未能出版，但“叶赛宁”一直是我们的研究课题之一，二十多年始终没有间断。相继在国内核心期刊和重要报刊上发表了系列文章。

但当《叶赛宁传》完成25年后被纳入2014年度“南开人文社科文库”资助出版计划时，我重读原书稿便感到有诸多不满。不满之处主要在于当年自己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对许多问题看得不够清楚。而且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苏联解体、秘密档案的公开，应该把那些历史真相反映到书稿里。

例如，以前的史料称叶赛宁同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儿子尤里1937年应征入伍，第二年牺牲。现在才证实，尤里因涉嫌“谋杀斯大林”而遭处决。他成为大清洗中叶赛宁家族的第一个受害者。此外，叶赛宁的第二任妻子拉伊赫与他离婚后，带着一双儿女嫁给戏剧家梅耶荷德。梅耶荷德在大清洗时因“反革命”罪被枪决，拉伊赫也受牵连惨遭杀害。两个可怜的孩子接到命令，限他们在48小时之内腾出住房。叶赛宁的遗孤从此流离失所，受尽苦难。从新披露的材料中得知，引发大清洗的导火线是：1934年12月1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遇刺身亡——被其情妇的丈夫所杀害，而斯大林却利用这个纯粹的情杀案发动了一场肃清异己、声势浩大的镇压运动，使千百万人遭受或坐牢或被杀的厄运。

于是我把整部书稿重新进行了一番认真修改和充实完善。2015年恰逢叶赛宁的两个纪念日：10月3日为他诞辰120周年，12月28日是他逝世90周年。献上这部传记作为对诗人的纪念。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