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词绝句是词学理论与词学观念的载体之一。作为词话、词籍序跋之外具有独特样式的词学批评文献，论词绝句或五言、或七言，在短短二十余字中，融纪事、论人及审美批评为一体，往往在极小的篇幅中蕴含着丰富的词学观念，其学术价值值得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论词绝句研究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至今方兴未艾。孙克强教授多年来一直留意论词绝句的文献整理和研究。2004年所著《清代词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中，列出了四十二组论词绝句的目录；2008年其《清代词学批评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附录中，经过增补，共收录了清代论词绝句组诗四十五家七百七十七首。在此基础上，孙克强教授与裴喆先生复广蒐博采，辑论词绝句两千三百五十首，编为《论词绝句二千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该书广博精审，是词学批评文献整理的一部力作。
论词绝句的搜辑整理当始于清末况周颐。光绪二十二年（1896）况氏编选《粤西词见》，录朱依真词二首，又附录其二十八首论词绝句。其后又将这二十八首论词绝句收入《餐樱庑词话》，一并收入的还有王僧保《论词绝句三十六首》、周之琦《论词绝句十六首》、孙尔准《论词绝句》二十二首。是近现代词学史上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论词绝句汇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唐圭璋《词话丛编》乙编拟目中有赵尊岳辑论词绝句一卷，然未见刊出。吴熊和先生主编《唐宋词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附录收录有清人论词绝句二十八家六百零一首，首次将论词绝句作为词学资料刊布，引起了学界的重视和进一步研究、搜集、整理的热情。近年来，王伟勇教授的《清代论词绝句初编》（台湾里仁书局2010）和程郁缀、李静教授的《历代论词绝句笺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先后问世。《清代论词绝句初编》共汇集一百三十三家一千零六十七首清代论词绝句。《历代论词绝句笺注》共收录元代以来七十家八百五十余首论词绝句，每诗附有笺注，用力甚深。而孙克强、裴喆《论词绝句二千首》收录了清初至民国五百五十五家诗人所作的两千三百五十首论词绝句，在辑录数量上达到高峰。
该书由“前言”、“论词绝句”、“引用书目”、“人名、书名索引”四部分组成。“前言”论述论词绝句在词学史上特有的理论价值，以及从学术史角度梳理论词绝句的研究整理概况。正文部分以人系诗，诗作依作者生年排列。每一作者之下撰有小传。小传列生卒年、字号、籍贯、科甲、仕履、著作。每题诗作之后标明出处。在组诗之外亦收单篇之作，组诗多能体现论者的词史观，单篇亦不乏吉光片羽之论。书后附有“引用书目”，共有四百五十多条，可以查询所选论词绝句的版本来源，便于读者核对引用。例如沈德潜《赠张商言》是从《归愚诗钞余集》中辑出，依据的版本是《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乾隆刻本。末尾附有“人名、书名索引”，索引收入全书所录论词绝句中出现的人名、书名以及斋室名。因此《论词绝句二千首》不仅仅是评论资料的汇编，更是便于读者检索使用的工具书。
对于文献整理工作来说，完备是重要的标准。论词绝句多散落在清人别集之中，钩稽爬梳，颇为不易。王维勇教授的《清代论词绝句初编》其数目已颇为可观，而《论词绝句二千首》较之更要多出一千二百八十三首，其搜辑难度可想而知。其中词籍题辞在新增论词绝句中占有一定比例，例如《罗裙草》题辞、《翠羽词》题辞、《白蕉词》题辞、《六花词》题辞、《红雪词》题辞、《浣花阁词续钞》题辞、《翠薇花馆词》题辞、《餐花词集》题辞、《绿雪馆词》题辞、《东篱词稿》题辞等等，为词学研究者提供了大批以往被忽视的文献资料。如在关于《白蕉词》的题咏中即可以窥见浙派词人的风尚。《白蕉词》为陆培所著，厉鹗非常推崇，评之为“淸丽闲婉”。金志章《题同年陆南香<白蕉词>四首》其三云：“梅溪雅调超凡诣，白石精思妙入神。千载风流比姜史，一时花草逊清新。”认为陆培之词典雅清丽，堪比姜夔、史达祖，远远高出同时代的其他词作。浙西词派以姜夔词为典范，追求句琢字炼、归于醇雅的艺术效果。金志章与厉鹗、陆培皆有交游，其论词绝句正是浙西词派观念的体现。汪仲鈖《题陆南香<白蕉词>后四首》：“词派相沿异实同，传心两字是清空；擅场如此今安有，一瓣香呈乐笑翁。”张炎号乐笑翁，其词流丽清畅，是浙西词派的另一典范。论者指出白蕉词的特点在于清空，其观点与厉鹗相近。汪仲鈖是汪森的曾孙，而汪森则是浙西词派的开创之一，曾与朱彝尊合编《词综》，作词尊崇张炎。汪仲鈖以张炎词论中的“清空”来论词，是对家族词学传统的继承发扬，从中亦可看到浙西词风绵延之迹。
《论词绝句二千首》收录了民国年间的作品，这也是该书数量大增的另一原因。清代为传统词学繁盛阶段，民国在延续之外另有新变，是词学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关捩点。例如刘咸炘《论词韵语》云：“浅涉姜张已不尊，周吴幽径也迷惛。如今却忆雕菰老，独识花庵广大门。”雕菰老谓焦循，焦氏认为《花庵绝妙词选》的价值高于《绝妙好词》，《绝妙好词》一味轻柔润腻，《花庵绝妙词选》却不尊崇一家，选有诸如刘克庄之类豪放磊落的作品。刘氏深以为然，借焦循之论来诉说自己的词学观点。刘咸炘出身于儒学世家，曾任教于四川大学，是民国年间著名的史学家与文献学家。其学术大致源于三者：一为家学渊源，二为章学诚的浙东史学，三为西方哲学思想。其论词既不尊崇浙西，也不迷信常州，已摆脱传统词学浓厚的宗派意识。又如梁品如《论词绝句》云：“境界初标王静安，青云万里渺难攀。纷纷品藻多偏好，论定未能到盖棺。”梁品如曾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著有《稼轩词辩证》、《文学批评集》等。道、咸以降，西学东渐，随着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词学的批评方式也发生了转变。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理论核心，是王国维吸收西方美学而成的词学批评范畴。传统词学偏重于印象式的批评，例如清空质实之说；而王国维却对“境界”论进行理论体系的建构，区分了“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等概念。王国维厌恶模拟雕琢之作，故能摆脱传统词学的词派之争，不拘于“经史”、“正变”之论，截断众流，追求文学本体的真实自然，其渊源乃为康德、叔本华的美学思想。梁品如对王国维的境界说评价甚高，认为达到高不可攀的地步。论词绝句这种传统的词学批评方式在转型期中也蕴含着新的因素，瓶旧而酒新。这些论词绝句对于窥见民国年间的词学转变大有裨益。在《清代词学批评史论》中，孙克强教授曾将清代词学问题的探讨延伸至民国；在《论词绝句二千首》中又将辑录的时间下限定为1949年，这与其广阔而整体性的词学观相一致。
时间跨度的选择影响了文献资料的浩繁复杂，清代文献已是浩如烟海，民国文献又有其时代的独特性，其搜集难度也大为提高。《论词绝句二千首》文献来源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大量清代、民国年间的别集刻本。例如戈载《翠薇花馆词》所用版本为清嘉庆间刻本，吴灏辑录的《五百家名媛词选》所用版本为民国十六年石印本。二是各种大型文献丛书。例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清代诗文集汇编》、《清代稿抄本》、《清词珍本丛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南开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等，都是其资料来源，可谓披沙拣金。三是近现代报刊杂志。民国期间的论词绝句有不少刊载于当时的报章杂志，例如《小说月报》、《东方杂志》、《民权素》、《国闻周报》、《经世战时特刊》、《集美周刊》、《同声月刊》等等。如林纾《为拔可令妹李樨清补画<花影吹笙室填词图>并题》发表于《东方杂志》（1920年17卷24号）。该诗为悼女词人李樨清之作：“花影都疑作梦痕，因君往往吊零鸳。墙蕉纵是秋来路，何事词人即断魂。”并注为“词中警句‘飒飒墙蕉，恐是秋来路’，读之疑其不祥，已而果短折以死。”“拔可”即李宣龚，曾任商务印书馆经理，诗学黄庭坚，是“同光体”闽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李樨清又名李慎溶，是李宣龚的胞妹，工于填词，有《花影吹笙室稿》，年廿六卒。李樨清父亲为李宗祎，著有《零鸳词》，年三十六卒。女词人幼年丧父，词作中不免流露出悲伤抑郁之情，不想却成词谶，故林纾诗中充满了感伤惋惜之意。该诗刊于《东方杂志》杂俎类中“文苑”一栏。《东方杂志》是一本大型综合性杂志，1904年3月创刊于上海，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夏瑞方主办，徐柯、孟森、杜亚泉等编撰，至1948年12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先后辟有社说、时评、选论、谕旨、内务、外交、军事、教育、财政、实业、交通、商务、宗教、杂俎、记载、文件、调查、附录、译件、小说等栏目，是晚清以来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重要舆论阵地。所载内容新旧并存，有西学译著，亦有古典文学的评论与创作。林纾译著《荒唐言》、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况周颐《眉庐丛话》与《餐樱庑随笔》、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蒋瑞藻《小说考证》都曾连载于《东方杂志》。又如梁品如的《论词绝句》（论辛弃疾）发表于《经世战时特刊》。1937年，萧一山创办《经世》半月刊，倡导经世致用，呼吁以道德文化力量和应用科学的知识来维系社会，照顾人生。“八一三”事变后，将《经世》改为《经世战时特刊》。梁诗云：“突骑渡江数立功，词豪更是万夫雄。青山不为遮流水，遗恨故应似放翁。”在那个山河破碎的时代里，豪放的《稼轩词》无疑最能激起人们的共鸣。这也可以视为《稼轩词》在特殊时期的传播接受。民国时期新旧文学并存，报刊是论词绝句此类旧文学样式在新时代传播的重要媒介。同时报刊杂志有着散乱不便于搜集的特征，这也增加了文献辑录的难度。因此《论词绝句二千首》对于整理保存民国词学文献有着重要的作用。
丰富的文献积累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条件。《论词绝句二千首》搜罗宏富，材料翔实，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的词学资源，拓宽了清代以及民国词学的研究视域，其意义在于：
1、词史脉络的自觉构建。词话、词籍序跋等词学批评文献多片段化的分析，少有通史类的论述，而以组诗形式出现的论词绝句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其宏观的批评视野具有词史意义。《论词绝句二千首》搜集了大量的论词绝句组诗，例如厉鹗《论词绝句十二首》、郑方坤《论词绝句三十六首》、章恺《论词绝句八首》、朱方蔼《论词绝句二十首》、沈初《编旧词存稿作论词绝句十八首》、陈观国《论词二十四首》、朱依真《论词绝句二十二首》、张祥河《论词绝句十首专赋闺人》、沈道宽《论词绝句四十二首》、谭莹《论词绝句一百首》、高旭《论词绝句三十首》等等。这些组诗的标题多为“论词绝句”，表明论者已摆脱偶发式的感悟，发展到具有自觉批评的文体意识，确立了论词绝句的批评典范。组诗多以时间顺序纵向勾勒词学发展脉络，评价历代词人，例如郑方坤《论词绝句三十六首》梳理唐代至其当代的词人，谭莹《论词绝句一百首》评价唐宋词人八十六位，促进了唐宋词在清代的经典化过程。地域词史也是论词绝句表现的一个方面。谭莹《三十六首专论岭南人》、潘飞声《论岭南词绝句》二十首，留意词体创作的地域性特点，评论历代以来的岭南词人。岭南词一直处于词坛的边缘地位，谭莹、潘飞声都是岭南人，对乡邦文学的关注整理，有助于岭南词学的弘扬，也为后世研究岭南词人的词体风格、词人轶事保存了文献资料。另外，该书所收录之专论女性词人的论词绝句，如张祥河《论词绝句十首专赋闺人》、吴灏《名媛词选》题辞十首，将历代著名女词人纳入批评视野，可谓是简明的女性词史。
2、词坛活动的钩沉索隐。绝句体制短小，便于题咏唱和，故词籍题辞多采用绝句的形式。词籍题辞中难免有应酬社交之作，这些作品在情感与见解上自然不及那些具有创作冲动和批评意识的诗作，但对于反映词人群体间的交游酬赠而言，却自有其重要的研究价值。如王文濡《<昔梦词>题词》：“彊邨劝我少加工，勉效偷声愧未工。”自注：“同乡朱古微先生屡以词易成名勖我。”朱祖谋为晚清词坛宗师，在与同乡文人的交游过程中，劝勉其作词，从而扩大词学的创作群体。又如《论词绝句二千首》辑录了三十三首关于《迦陵填词图》的题咏。填词图以词学活动作为绘画的主题，是清代词坛衍生出的一种文化现象。文人们对《迦陵填词图》产生极大的吟咏热情，王士禛、翁方纲、顾廷纶、陈本直等人都留下了墨迹，谢章铤称其为“词苑大观”。沈初《题陈迦陵前辈填词图五首》其四云：“名流题咏似编珠，喜有吾家二老俱。黑蝶庄荒星阁杳（自注：卷中题者二沈为余族祖。一号覃九，著《黑蝶词》；一号融谷，著《茶星阁词》），数行遗墨见斯图。”二沈为“浙西六家”中的沈皞日、沈岸登，是陈维崧的好友，题咏所呈现的是陈、沈两家族引以为傲的文学记忆以及几十年间的词学交往。《迦陵填词图》题咏从清初一直绵延到清末，“桐阴吟社”的陈棨仪、陈棨仁、陈棨伦，龚显曾皆作有《题陈检讨填词图》，是泉州地区文人雅集的体现。题咏中同样蕴含着词学批评资源，例如张埙《题陈其年先生填词图五首》“少年喜读迦陵集，思得黄金铸此人。”有助于读者了解陈维崧词在当时的接受情况。《迦陵填词图》之后出现了大量的题咏填词图的作品，例如孙致弥《题杜紫纶<花雨填词图>次原韵》、侯云松《题蒋剑人填词图》、方熊《<玉梅花下填词图>为香初作》、陈裴之《题<倚云亭填词图>》等等，从中可以窥见清代词学的兴盛以及词体地位的提升。与此相类似的是晚清文人对《彊邨校词图》的题咏。《论词绝句二千首》共辑录了二十七首。例如顾麟士《为沤尹先生校词图附书三绝句》云：“只因雠善本，忙杀寄书邮。”从中可知朱祖谋校勘词籍时所用版本之多。缪荃孙《题朱古微校词图》云：“元钞宋刻古今殊，一字搜求比一珠。校史雠经功力等，词家亦有戴钱卢。”朱祖谋以朴学治词学，缪荃孙将其词籍校勘的活动提升到校雠经史的高度。晚清词坛以校勘词籍为主流，从填词图到校词图，亦体现了词坛风气的衍变。
3、词学问题的探究辨析。主要包括（1）对前人词选的评价。如郑方坤《论词绝句三十六首》云：“草堂册子较花庵，错杂薰莸总不堪。别采蘋洲帐中秘，不妨高阁束双函。”较之《草堂诗余》、《花庵词选》，周密的《绝密好词》去取更为谨严，在清代颇受好评。李煊《论词》诗序亦谓：“周草窗所选《绝妙好词》，实诗余之正轨。”认为《绝妙好词》所收宋词有着典范意义。（2）论述词集版本，例如王鹏运《校刊稼轩词成率成三绝于后》：“信州足本销沉久,汲古丛编亥豕多。今日雕镌拨云雾,庐山真面问如何。”按《稼轩词》版本可分为四卷本和十二卷本两个系统。现存可见的四卷本系统有明代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本《稼轩词》和汲古阁影宋抄本《稼轩词》，十二卷本为元大德三年(1299)广信书院所刻《稼轩长短句》。较早的信州本《稼轩词》共十二卷，已经亡佚；汲古阁本为毛晋所刻，多有讹异。王氏论词绝句中交待了《稼轩词》的版本特点与流变，以及新校《稼轩词》对于认识辛弃疾的意义。（3）展现词学思想的衍变，例如厉鹗《论词绝句十二首》第一首：“美人香草本离骚，俎豆青莲尚未遥。颇爱花间断肠句，夜船吹笛雨潇潇。”厉鹗被认为是中期“浙派词人”的代表，主张醇雅清空的词风，而其论词绝句认为《离骚》是唐五代词的源头，在“美人香草”象征意义上两者相通，都是寄托遥深之作。浙西词派多被认为追求醇雅清空的风格，其实亦有重寄托的一面。厉鹗的词学思想上承朱彝尊，其《红盐词序》云：“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同样是比附《离骚》，肯定词作深幽曲婉的寄托作用。常州词派也重比兴寄托，张惠言从温庭筠《菩萨蛮》中读出“《离骚》初服之意”，并认为“《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是词的典范。可知重寄托是词人们为了摆脱“词为小道”的词体观，提升词体地位的共同需要。（4）探讨词人事迹、词作归属。例如李清照是否改嫁；蜀主孟昶《洞仙歌令》是否是后人隐括苏轼《洞仙歌〕》成；《生查子》一词的归属问题等等，都是清人论词绝句常见的兴趣点。（5）独特的论词观点。例如朱依真《论词绝句二十二首》批评周邦彦词云：“词场谁为斩荆榛，只手难扶大雅轮。不独俳谐缠令体，铺张我亦厌清真。”在尊崇清真词的时代潮流中，朱依真敢于独抒己见，不宥旧说，提出周邦彦词的缺点在于铺张。又如王以敏《南宋词宗》评吴文英谓：“梦窗词笔剧幽清，云锦冰丝巧织成。蕉雨秋心传丽句，赏音未是玉田生。”并自注：“梦窗词以绵密之思运幽涩之笔，非质实也。玉田专尚清空，故有七宝拆碎之讥，所取《南楼令》一阕，并非吴词上乘。”王氏质疑张炎的质实说，提出多元化的解读，对论词者均颇富启发意义，也印证了即使在同一个时代中，词学观念与潮流也是错综复杂的。
《 论词绝句二千首》搜罗宏富，体大思精，整理不易，偶见数处笔讹或手民误植，恐亦难免。如“前言”中提到：“宋翔凤是张惠言的外甥和学生，词学深受张惠言的影响。”按宋翔凤《朴学斋文录》卷二《竹邻遗集序》自谓：“少承世父檠斋先生之遗学，而又受业于吾师皋文先生。”檠斋先生即庄述祖，宋翔凤是庄述祖的外甥，并且自幼师承其学，后又求学于张惠言门下。又如汪榯的籍贯在其小传中误为“安徽休宁（今嘉兴）人”，嘉兴误，应为休宁县人。又沈道宽《论词绝句》之十二谓：“相思清泪落悲笳，酒入愁肠叹鬓华。谁识穹边穷寒主，心如铁石赋梅花。”“寒”字出律，应作“塞”字。沈氏《论词绝句》见《话山草堂诗钞卷》，今检《清代诗文集汇编》影印光绪三年润州榷廨刊本，其中“穷寒主”正为“穷塞主”。
《论词绝句二千首》侧重于文献搜辑，将来重版，或有以下三方面的工作可以继续深入和完善。（1）诗人小传的进一步详备与精审。小传对作者事迹的钩沉，利于读者对论词绝句的理解，能起到知人论世的效果。如黄丕烈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校勘家，小传中注明了字号、籍贯、著作，但未说明其学术专长与学术地位。盖论词绝句作者的知识构成、学术背景往往会影响到评价角度、评价方式。黄氏论词绝句《题影钞金椠蔡松年词残本后》多论述所经眼的词籍版本，即源于此。同时，小传中的简介可以更侧重于词学。如朱彝尊、厉鹗均为浙西词派大家，小传中可以介绍其词体风格、理论主张等，也可以进一步标明某些作者的家族及师承关系。例如汪仲鈖与汪森、宋翔凤与张惠言等。详备精审的小传，实际上就是一部简明的论词绝句史以及相关联的词学史。（2）文献辑录著作固然有其体例，但由于论词绝句受文体特征限制，篇幅短小，而作者往往追求诗歌的语言古雅、意蕴丰富，或摘取词作一言半语，或化用词人字号、书名、斋室名，或浓缩词坛逸事趣闻，容易造成意旨难寻、晦涩难懂的阅读效果。如能略加笺注，虽需更加劳费心力，但能更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者使用。（3）附录中可以增加作者检索。全书共收有555位论词绝句作者，数目颇多，可以按音序排列，标明诗作所在页码，便于读者检索查阅。
《论词绝句二千首》一书，体例科学，搜辑完备，是一部裨益学界的著作。或许论词绝句的审美价值并不特别突出，但其所蕴含的词学思想却有着独特的价值。对于这类文献的整理，有助于词学思想研究的细致化，有助于词学批评样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论词绝句二千首》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辑录这些零散细碎的材料，达到了集腋成裘、点铁成金的效果，其文献资料的坚实丰富，对推动词学和词学史研究都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