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家——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是清末民初词坛的核心和领袖，他们的词学成就铸就了传统词学的最后辉煌。作为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颇具特点，他不仅是著名的词人，又是卓有见识的词论家，更以词籍校勘而名闻天下。郑文焯终生致力于词学，故其词学文献极为丰富，仅批校词集就达十数种。龙榆生先生曾整理过郑氏的词学文献，命名为《大鹤山人词话》，发表于《词学季刊》。后唐圭璋先生将《大鹤山人词话》及时人辑录的郑文焯评词论词的材料，编入《词话丛编》。龙、唐二位先生对郑氏词学文献的整理有大功于词苑，但是其整理仅为郑氏词学著述的一小部分，尚有大量材料散落各处。因此，对其词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一直是有待继续的工程，这也是对郑氏词学思想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令人欣喜的是，南开大学孙克强教授与杨传庆博士辑校的《大鹤山人词话》（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版）出版弥补了这一缺陷。窃以为新版《大鹤山人词话》的特点及对于郑文焯词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文献价值

郑文焯词学著述现藏存于各处，极不容易搜集。从本书前言的介绍来看，郑氏的词学文献来源于中国社科院、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社会科学院、嘉兴图书馆等南北多地，还有一些材料来源于日本与台湾。而出自《国粹学报》、《词学》、《词学季刊》、《同声月刊》、《青鹤》、《文字同盟》等报纸、杂志中的词学文献、郑文焯给别人写的序跋，更是需要翻阅大量书籍才得以发见。更有一些文献是作为书法文物被珍藏，辑者就更难以见到并抄录了。可见辑者此次付出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不辞辛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使这部著作高质量的呈现给研究界。

郑氏词学文献不仅数量丰富、而且样式众多。从词学批评样式来看，此次辑校的《大鹤山人词话》几乎涵括了词学批评的所有样式，如词集批校、往来书信、序跋、录要、版本考证、词乐探析等，可见郑氏于词学专攻之力。如卷一词集批语部分，收郑文焯批校词集就有九种：《花间集》、《唐五代词选》、《乐章集》、《东坡乐府》、《清真集》、《白石道人歌曲》、《梦窗词》、《半塘己稿·校梦龛集》、《自评所作词》，其中有些词集郑文焯更是根据多种版本多次批校，如郑文焯批校《清真集》，现存版本达五种之多，有光绪三十四年校刊本、宣统元年校刊本、刘崇德先生藏批校本、括庵过录本、石芝西堪校订稿本；批校姜夔词有三种，有批校乾隆八年陆钟辉水云渔屋刊刻的陶宗仪抄本、批校宣统元年沈曾植影印张奕枢初刻本、批校乾隆间姜虬绿抄本。这些批校本中的批校词条数量亦颇丰，达420条，这样庞大的数据，在整个词话史上亦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卷二“论词书”载有郑氏与张尔田、夏敬观、朱祖谋、王鹏运、吴昌绶、陈锐、刘炳照、程淯八人论词书信共160余则，数量亦颇多。卷三“词集序跋”载有郑氏写的词集序跋17篇。卷四“校议、录要、斠律”包括《绝妙好词校录》、《梦窗词校议》、《清真词校后录要》、《清真居士年谱校记》、《词源斠律》、《白石道人歌曲版本考》、《石芝西堪宋十二家词选目》、《大鹤山人词话补辑》8种。此种文献直击词之本体，其研究成果多为学术界所接受与承继，文献价值亦颇大。卷五“大鹤山人遗著”为郑文焯撰写的词学书目提要，其立目、提要，亦可与郑氏词集校勘、词学思想互相发明。可见郑氏词学文献的数量之丰富、庞大。

词集批校是郑氏词学文献的最重要的构成部分。这种打破以前以单本词话形式出现的新的批评样式，是清代以来开始成熟的。这种形式的扛鼎之作，无疑直推郑文焯批校的词籍了。郑文焯通过添加批校的方式，能直接加深读者对词的理解。书信作为词学文献而被重视，还是在晚清时候。从此次辑录的这些书信的通信对象，我们可以发现这些人物都是清代后期最著名的词人与词学家，通过对这些书信的研究，可以发见当时词学家讨论的许多词学问题，是考察词坛交流、分析作者性格、反映词学思想的重要文献。词集序跋是词学思想的重要载体，尤其在清代，许多重要的词学理论是以词集序跋形式发表的。郑文焯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大家，故这些序跋很少只是简单的恭维之词，它们还深刻讨论了词学的许多问题，因此词集序跋具有较高的词学价值。书目、录要不仅能体现一个词学家的词学眼光，更能反映一个词学家的词学倾向。词乐作为“绝学”，后人往往望而却步，郑文焯等人经过劈荆斩棘，终于又使词乐理论开始揭开幕纱，为后来夏承焘先生、杨荫浏先生、刘崇德先生等学者的翻译与校勘提供了莫大帮助。这些丰富的词学样式体现了郑氏词学研究的重要价值。

而于上述众多材料中，有相当数量的文献皆为首次披露。这是辑者通过前人提供的线索按图索骥、多次深入图书馆进行挖掘、打听流本下落并上门拜访等方式取得的。下面略具数例，以见其价值：例一，郑氏批校的《花间集》。原稿本已佚，此本龙榆生《唐宋名家词选》、李冰若《花间集评注》有引录，现存郑批《花间集》为徐榦邵武徐氏丛书过录本，藏于上海图书馆，底本为王鹏运影印南宋淳熙鄂州刻本。例二，、郑氏批校的成肇麐《唐五代词选》。此书被日本学者桥川时雄购得，并录其若干评语题名为“郑叔问手批《唐五代词选》”，收入《文字同盟》第二卷，而《文字同盟》在中国大陆不为常见，辑者在得到日本学人的帮助后，将这一材料收入书中，使得词学界较易得见郑氏对唐五代词的评骘意见。例三，郑文焯批校的陆钟辉刻本《白石道人歌曲》。此乃海内孤本，曾见于拍卖市场，此后秘不示人，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杨成凯先生曾将该书批语过录，辑者在得到杨先生慨然允诺后，将这一珍贵材料公布于世。

可以说，辑者全面撒网，通过各种方法途径对郑氏词学文献进行了穷尽式的搜索，成绩斐然。《大鹤山人词话》的辑校与出版定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入、全面理解与研究郑文焯的词学思想。

二、理论价值

新辑《大鹤山人词话》首次披露了大量郑文焯词学的文献资料，新的文献资料必将推进研究的深入。

晚清四大家之时，传统词学进入了全面总结期。作为清代词学研究的殿军，郑文焯对词体理解的深刻、透彻之处，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唐宋词及词学理解的深化与突破。从郑文焯批校的词集来看，五代、宋代的词集有十几种，占其批校词集的绝大部分。在这些批校材料中，我们可以得见郑氏对唐宋词的卓越见识。如郑文焯重新发掘柳永词，对柳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郑氏与夏吷庵的书信中提到：“北宋词之深美，其高健在骨，空灵在神。而意内言外，仍出以幽窈咏叹之情。故耆卿、美成并以苍浑造端，莫究其托谕之旨，卒令人读之歌哭出地，如怨如慕，可兴可观，有触之当前即是者，正以委屈形容所得感人深者也。”把柳永与周邦彦放在同一个地位进行评论。而在此之前，柳永一直遭到诸多词学家的贬低，认为其词鄙俚尘下。郑氏在批校《乐章集》中全面分析了柳词之高妙，准确地指出了柳词的诸多特征，他认为“耆卿词以属景切情，绸缪婉转，百变不穷，自是北宋倚声家妍手，其骨气高健，神韵疏宕，实惟清真能颉颃。盖自南唐二主及正中后，得体之正者，独《乐章集》可谓专诣矣。”“学者能见柳之骨，始能通周之神，不徒高健可以气取，淡苦可以言工，深华可以意胜，哀艳可以情切也。”这些分析包含了郑氏对“意内言外”与“空灵神韵”的理解，而用这些范畴来评价柳永在词学史上尚属首见。在具体的批校柳词时，郑氏也是细致入微，如在〔昼夜乐〕《赠妓》词批曰：“柳词全用乐府义理，不复于曲名外更自为题，此‘赠妓’等字，皆后人妄加。”在〔倾杯乐〕（禁漏花深）词批曰：“万红友云：调更长，句法更乱。按：此并无讹舛，盖万氏误在不明是句投分。”郑文焯在其《石芝西堪宋十二家词选目》中，选录柳永词达33首之多，由此可见他对柳永的高度评价，这对我们今天认识柳词颇有启发。

第二、词章艺术的独到见解。郑文焯在批校柳永、清真、白石、梦窗等宋代究律甚严的词人作品过程中，发现了入声字例。他在校词过程中善于将上述诸家词作打通，如其校柳永〔长相思〕：“此解入声字律唯第三句之‘月’字，下阕第二句‘得’字，清真并墨守之，余悉有出入。”再如批校周邦彦〔瑞龙吟〕：“此曲入声字律，惟‘陌’、‘约’、‘笔’、‘落’四字，梦窗守之甚谨。”可见郑氏词学功力之深。

从郑氏所批王鹏运《半塘己稿·校梦龛集》来看，郑文焯在王鹏运〔东风第一枝〕（句索春先）批云：“‘序’与‘许’音复均哑，臆改‘物’字，终不洽，此宜上去。”〔渡江云〕（流红春共远）批云：“‘除’，清真此字用侧音。‘烟埃’：‘烟’拟以‘红’易，以其响切。”可见郑氏对词律的严格要求超过王鹏运。〔清平乐〕（花间清坐）批云：“‘赏’之后，不著一字为佳。”郑氏说的是这首词的小序：“十四日晨起，意有所会，率笔书此，以俟赏音。栩栩然蝶，蓬蓬然周，必于梦觉间求之，滞矣。”郑氏说“赏音”后可删除。郑氏此论颇有见地，这样批改之后就可以使小序言有尽意而意长远，词意更浓。而这样经典的批校多达二十余处。王、郑都是词律相当严谨的大家，他们在继承常州词派比兴寄托、意内言外的词学主旨也高度一致，而我们通过郑文焯对王鹏运词的批校，可以看出郑文焯与王鹏运的校勘理论、创作倾向以及艺术鉴赏等方面的细微差别。

第三，版本考订的细致精审。如对姜夔的《白石道人歌曲》版本的考察即是最好的例证。《白石道人歌曲》是宋人词集版本最繁者，郑文焯在详考白石词各种版本之后，最终将清人楼敬思藏元人陶宗仪钞本《白石道人歌曲》在清代的流传脉络清晰揭示出来，并进一步确认江炳炎钞本、陆钟辉刻本、张奕枢刻本同出楼氏传钞，为同源之本。夏承焘先生对白石词版本进行精密考察之后，其发现与郑氏结论完全相符，可见郑氏版本考订之精审。

第四、“自评词”的特殊价值。书中辑录了郑文焯评论自己词作的“自评词”，这是深入认识郑文焯创作背景、创作心境的最宝贵材料。这些自评语记录了词人的创作背景、创作心态，有些还记录了创作时间与创作本事，它们是研究郑氏词作的第一手文献材料。例如其《苕雅》稿本〔念奴娇〕（己酉除夕）词：

夜阑酒醒，纵天涯有梦、无家归得。三十年来怊怅地，最是销魂今夕。旧沥梅灰，新笼竹火，节物供愁色。寒窗灯在，来年红泪犹滴。谁分有限生涯，伤心余事，作江南词客。只道东风能换世，肠断故国消息。蛮雪零笺，燕尘衰帽，触绪增凄寂。朝来看镜，对花空笑头白。

郑文焯自注云：

唐人除夕诗惟孟浩然“守岁家家应未卧，相思那得梦魂来。”最为凄异，较之“梦里有家归未得”及“梦里还家不当归”之句意制新警多已，然皆梦中有家，但愁家无梦到。今余所悲乃垂老无家，即有梦亦归不得也。彊村以为怆恍，未经人道，所谓苦言切句，不假雕润，能自迥出者矣。附记。

再此词过片数语极身世凉凉之感，何意以词客老耶？

通过郑氏所注，不难得知，郑氏身虽久栖江南富庶之地，但是其心神始终无所皈依，故而在除夕之夜出现了剧烈的无家可归的悲苦之感。又如《苕雅》稿本〔满庭芳〕词：

庚戌除夜听雨守岁，有怀京师风物之盛，荏苒三十余年无一到眼，天时、人事有足悲者，今夕何夕，不觉老怀之枨触也。

街鼓新雷，衣篝香雾，岁华销尽愁边。小城梅讯，春思破蛮笺。更听疏林过雨，寒宵伴，孤鹤无眠。空赢得，屠苏饮分，一醉老来便。凄然催向晓，绿窗儿女，还拥灯前。怕新披历日，惊换星躔。长记神京瑞景，何时再，云物瞻天。今休说，松风闭户，犹有著书年。

郑氏自注云：

越明年，辛亥岁不尽五日，顿遭国变，乃叹此词“天”字韵，洵亡国之音，哀思之识。念此，泫然不能卒读。癸丑春中记于沪上。

郑文焯这首词庚戌除夜（1910年除夕），“帘外雨潺潺”，有感于三十年物是人非，不觉“老怀枨触”而作。郑氏自注说写此词不到一年，“顿遭国变”，即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郑文焯作为汉军正白旗人，重读昔日所作充满亡国之音的词作，悲痛涕泣。郑文焯的心境，让我们看到了鼎革之际，满清遗民对清王朝的思念之情，郑氏自道也体现出一份历史的真实。这些材料非常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郑文焯词的精神状态，并理解其人与作品之间的内在关系。

三、系统研究

《大鹤山人词话》不仅仅对郑文焯的词学文献进行了辑录整理，其《前言》部分更是对郑文焯在文献、词学批评理论、词律、词籍校勘等方面的词学成就做出了全面系统而有深度的研究。

《前言》首先肯定了郑氏的词学地位，介绍了郑氏的生平，全面梳理了郑文焯的词学文献，并把每一部词学文献的来源、版本情况、特点都清晰地呈现给读者。词籍批校作为郑氏词学文献的重中之重，辑者特别指出郑文焯批校词籍的三个特点：一是郑氏在一种词籍中多次批校，二是在不同版本上批校，三是批校的数量众多。前言还列举了郑氏已佚或未找到的词学文献十几种之多。辑者按所搜集的信息进行了深入的考辨分析。另外，辑者还列举了郑氏除词学外的经、史、子、集部的著作几达五十种，这为我们认识郑文焯的全貌提供了很多方便。诸多资料的汇集，让读者体认了郑文焯词学文献的丰富、多样，彻底的为郑文焯的卓越成就所征服。

《前言》深刻剖析了郑文焯的词学批评理论——“清空寄托”说。浙西词派家白石而户玉田，强调词要“清空”，但浙西派后学刻意甚至片面的强调了词的审美特征，造成作品形式与思想的脱节。有些词人由于没有太多的人生阅历、人生感慨，一味求雅，只知模仿，而丢失了文学作品最本质的特点——真性情，只剩下“雅”的躯壳，最后造成清空词派的衰落。而常州张惠言等人看到浙西词派的襞积饾饤，为了扩大词体的地位和影响，刻意采用汉儒解《诗》手法，扭曲“比兴”，极度夸张了词体的政治意义。郑文焯兼取了浙、常二派精华，把寄托融汇于身世经历与思想情感，强调寄托的的真情实感，又融汇了词学史上的“清空”论，这就超越了浙西词派单纯强调“清空”的理论观念，也超越了张惠言、周济、谭献等人的“比兴寄托”，最后形成了著名的“清空寄托”说。前言指出郑氏与浙、常的不同之处，分析了“清空寄托说”的时代性，并总结“清空寄托”是“没有留下任何解索标记的寄托，是出于空灵、苍浑的寄托，令人为所感而不知何以为感，所以感人至深”的寄托，可以说这是对郑文焯“清空寄托说”的最深刻的论述。

《前言》分析了郑氏“不在韵而在声”的内涵。郑文焯以“精声律”而闻名，其声律论被公认是最为系统与严密的。郑氏“不在韵而在声”虽只六字，但学者争论不休，一直没有定论。前言认为词曲分离，词虽不复可歌，但“词体与音乐所形成的先天联系，使词体的语言形式带有音乐因素，尤其在词体的格律、音韵、声调、用韵等方面，无不打上了音乐的烙印。”正因为此，郑氏从张炎《词源》、凌廷堪《燕乐考原》入手，批评了方成培、谢元淮、戈载、杜文澜等人或过于随意、或墨守成规的错误。《前言》总结郑氏“不在韵”的内涵是：“韵虽词情，依永和声、自然安排”，过分的强调词韵只会造成词体的不合音乐性；“而在声”则是郑文焯强调了平、上、去、入四声的音乐性，分析平声应分阴阳；上、去、入三声统划为“仄”亦为不妥，而是应在词谱中根据情况精心确定。特别是郑氏对入声的重视，表现了他“细律有关键”的声律学思想。论者经过缜密分析，为郑氏“不在韵而在声”内涵的理解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也对我们从词体内部发掘宋词特征大有启发，也会推动我们对唐宋词体制内的深入研究。

《前言》特别分析了郑氏的词籍校勘理论与实践。论者首先肯定晚清王鹏运与朱祖谋的校勘理论与成绩，并指出郑文焯全面完善了王、朱二人的校勘理论，亦是晚清词籍校勘学的重要人物。论者指出郑文焯的校勘理论强调对校词与校经史的差异，强调词是音乐文学，必须通过声调韵律加以校核。郑氏于王鹏运、朱祖谋之外别立校例，主张从形近、音近、义近三个角度出发，发现词集在钞刻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在校勘过程中，论者指出郑氏既反对“孟浪固失之诬”的妄校，更反对“游移亦失之固”的阙疑，他主张实证与领悟相贯通，主张实事求是，反对妄校，反对薄古信今，主张校词要勇于裁决。他的这种校勘态度，恰恰可以和王、朱校勘慎于存疑的态度相辅相成而不可或缺。在校勘实践中，论者指出郑文焯充分贯彻了自己的词籍校勘理论，综合运用各种校勘方法，广泛利用各类校勘资料，不仅校词成绩卓著，而且独具特色。论者总结了郑氏校词的三个特点：一是把校词与论词相结合；二是在词集校勘过程中详考本事；三是依律校词。最后论者对郑文焯的校勘成就给予了合理定位：“郑文焯的校勘实践以及在批校词集时提出的校勘理念，形成的校勘特点完善了晚清民国词集校勘之学，足可与王鹏运、朱祖谋鼎足而立。”综上可见，《大鹤山人词话》的《前言》部分本身就是一篇研究郑文焯词学思想的扛鼎力作。

纸香墨飞，掩卷耽思，郑文焯气韵生动的站立面前，严肃而不乏亲切。这种立体而生动的形象，正是辑者不辞辛苦搜集材料、苦思精会其材料的深刻内涵而成。此次对郑文焯词学文献的大规模的整理，是郑文焯词学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于清代词学研究功劳莫大焉。由于所辑资料众多，而时间又颇为迫促，文中句读、文字偶有错讹，并且辑者未间断的搜索又有所斩获。我们期盼此书再版时会更加全面与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