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出版社二十余载积淀书香底蕴

广罗金牌作者 荟萃精品图书（之一）

金牌作者谢天振：译介学和翻译学学科拓建者

作为中国著名的比较文学家和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教授为我国比较文学和翻译学学科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是国内第一个从理论上论证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学者，第一个厘清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概念的学者，也是国内最早论述比较文学、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学者；其学术论著的被引用率在国内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都名列前茅。2006年国家社科项目课题指南把译介学研究列为外国文学专业的八大研究课题之一，国家“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06－2010）也把译介学列为重点研究课题之一由此可以窥见谢天振译介学研究的影响。

挑战传统、破旧立新的胆识与勇气。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现代意义的翻译研究还刚刚起步，主要还局限于翻译技巧的讨论，对翻译研究的性质认识还十分模糊，对作为实践活动的翻译与作为独立学科的翻译学之间的差别更缺乏清晰认识。当时，谢天振从“翻译文学的地位在现代文学史中被边缘化”现象出发，开始了他对宏观翻译理论的思考与探索。

首先，他响亮提出并有力阐述了“翻译文学应该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这一观点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2001年起出版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首次正式收入由他主编的“翻译文学卷”即是一个标志；他对“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所作的区分，也被学界承认，目前国内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正是按照这一新的规范方向在编撰和发展；他还把译介学理论应用于翻译文学史编写的实践。

其次，他前瞻性地发现了若干年后人们才接受的翻译的文化意义：翻译文学“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这一观点无疑超越了当时盛行的“有无之辩”（即有没有翻译理论、或翻译理论有无意义）与“中西之争”（即西方的翻译理论有无普适性，是否适用于中国的翻译实际），给中国翻译研究开启了一扇窗户，让不少学者受到启发，看到了学科发展的方向。

反对重“术”轻“道”，求翻译学之“学”。谢天振教授从跨学科特别是比较文学的视角，切入翻译研究，论述了文学翻译的特性；他的代表作《译介学》系统地建构了独到的译介学理论体系，将翻译文学置于特定时代的文化时空进行考察，使翻译研究超越了“术”的层面而上升为一门显学。

对于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上长期存在的误区，他提出：首先，要把翻译研究建设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就不能仅限于形而下的“术”的讨论，也即翻译技巧的探讨与翻译经验的总结必须上升到理论的“学”的层面，必须重视形而上的抽象规律的发现与总结；其次，理论研究必须超越“狭隘的单纯语言转换层面”，而从“文化层面上去审视翻译，研究翻译”。因此不能“将理论的功能简单化”，翻译研究可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翻译理论的功能除了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之外，还具有描述翻译现象、解释和揭示翻译的规律和本质、预测翻译可能性的功能。随着学科的发展与成熟，学科分工必然“日益精细”，必然会出现主要从事或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员。应该鼓励有兴趣、有抱负的学者从事翻译理论特别是纯理论的研究。他最新推出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集中体现了他关注学生理论素养、致力普及理论知识的治学原则。

强烈的理论建构意识。谢教授是“文革”后第一批外语研究生，至今已有上百万字的译作问世，堪称译界“学”、“术”兼优的著名学者。他自己也曾声称对文学翻译情有独钟。然而，为了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他全身投入译学理论的研究ie，成为国内译界少有的颇具理论创新意识的翻译理论家之一。

谢天振教授把握和放眼中国译学的发展和宏观走向，体现出宽阔的学术视野和长远的学术眼光。他推出的译介学理论、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的概念体系，堪称是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性理论，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其学术思想体现出的问题意识、“学”的意识和理论创新和建构意识不仅拓展了翻译研究的学术空间，推动了中国译学的健康发展，同时也影响了一大批译界同行和青年学者（特别是硕士生和博士生），从而影响和改变了中国译学的进程和走向。

链接背景：谢天振，生于1944年，浙江人，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

（摘自《中国图书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