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略性产业部门的大型本土企业正在努力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这些企业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全球市场的扩展使很多人认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只要在“全球平等竞技场”上进行竞争，就会有无数的机会实现“赶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有力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先进技术爆炸性的发展意味着突然之间，整个地球上的知识和资源相互连接，使得竞技场变得平坦，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因此可以说我们每个人相互之间既是平等的，又是竞争对手。”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高速发展更加强了“世界是平的”这一观点，认为由于自由化、私有化和信息技术的革命，世界对个人、国家和公司来说业已变“平”了。然而，就算是中国最大的企业要实现“赶超”，其所面临的挑战也远远大于“世界是平的”这一观点所表达的状况。
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早阶段，就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主义具有内在的集约倾向。卡尔·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法则是“资本集中”或者说是“资本吸引资本”，而推动集约的正是竞争本身。竞争迫使公司大量投入资本，用于采用新的生产手段，并“将科学知识运用于技术”，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进入壁垒。在20世纪70年代现代全球化时代的前夜，史蒂芬·海默预见了当对兼并和收购的限制取消之后，资本主义发展可能出现的结果。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巨型跨国公司（300家美国公司、200家欧洲和日本的公司）将成为国际商业的主导形式，在各个国家控制着大部分的现代产业部门。世界经济将“越来越像美国的经济，即大公司遍布整个大陆，渗透到几乎每一个角落”。
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兼并、收购和剥离资产。领先的公司通过集中发展核心业务和规模经济，加强了它们在全球市场的中心地位。全球产业集中日趋激烈，影响到几乎每一个产业，不管是最精密的高科技资本产品还是最简单的消费者产品，从而出现了这样一个规律，即在每一个产业，5～6家拥有品牌和（或者）高级技术的系统集成商在某一个产品领域在全球占有超过50%的市场份额。每个产业的全球领先公司通过自身的采购力，对供应链施加强大的压力，要求高级供应商们在全球范围内用“即时供应”系统为他们供货；要求供应商不断实现技术进步，提高所供应产品的质量，以满足最终消费者的要求；在提高质量的同时，要求供应商不断降低价格。这一“瀑布效应”迫使供应商们在研究与开发、采购、人力资源和次级系统集成等方面实现规模经济。
在“全球平等竞技场”上，产业竞争的格局特别地不平等。高收入国家虽然只占世界人口的15%，但是来自这些国家的大公司却在“财富500强”（以销售额排名）和“金融时报500强”（以市值排名）的排名中超过90%。研究与开发是衡量公司全球商业能力的一个关键的指标。世界研发1250强的公司几乎全部来自高收入经济体。在世界品牌100强中，几乎没有一家公司来自中低收入国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培养了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本土公司。然而，在这一阶段中，世界商业体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对中国大型企业的赶超提出了挑战。虽然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出口国，但是离真正成为技术上的“世界工厂”（如19世纪的英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成功的后发国家，比如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以及20世纪的日本和韩国，都产生了一批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大公司。与前几代后发国家的公司相比，今天中国的大型企业所面临的世界竞争格局非常不同。
中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为建立在一系列战略性产业中能与全球大公司进行竞争的本土企业正在进行不断的探索。这些产业包括金融服务业、电信服务和电信设备、金属和采矿业、发电设备、航空航天以及石油产业。张瑾博士的研究对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大公司的内部结构对成功进行竞争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这本著作所分析的中国石油产业的重组对研究中国产业政策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了重要经验。在对大公司进行跨文化的研究方面，张瑾博士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多得的范例。这本著作系统地对比了中国大型石油公司和国际大石油公司的组织结构。张瑾博士的研究将理论和在同样经历着快速变化、却又非常不同的体制环境中极富挑战性的实地调查相结合，在比较分析领先的国际公司和中国公司的内部组织结构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张瑾博士的研究在学术上为国际商业这一研究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已经获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肯定。尤其重要的是，这项研究对中国战略性产业的政策制定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只有通过这本著作所开创的这种严格的、准确的研究，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才能为建立能够在21世纪世界寡头竞争的格局中成功进行竞争的本土大型企业找到一条出路。
